不仅仅是一池荷花，就连平日常见的蔬果竹篓，前辈画家张荔英的画笔总能将它们勾勒得灵动脱俗。看过她画里的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也见过她笔下的吉隆坡占美回教堂（Masjid Jamek），余孤陋寡闻，不晓得她在1950年代初期短暂逗留槟城的那几年，还曾醉心于马来文化——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圆廊图书馆暨档案馆（Rotunda Library & Archive）的展示橱柜里，就陈列着她的一本马来文字典、一张马来语文证书，比邻的还有一本《古兰经》；而与画家、诗人阿都干尼（Abdul Ghani Hamid）的往来书信上所署的则是其马来名。此时才意识到张荔英在作品中的签名“CHEN”所指的不仅是“Georgette Chen”，也是另一个分身“Chendana”，为马来文“檀香”之意。
收藏着这些珍贵资料的“圆廊”原为前最高法院的图书室，先天条件本来就好，后天的修缮更让此处俨然成了皇冠上的珍珠。每每有访客经过，都忍不住推门而入。
当今的美术馆甚为重视与公众社会互动的关系，就算无法增加参观人次，恐怕也希望能成为“打卡”的背景物。或许对大部分的公众而言，美术馆就算不是自己在社交媒体平台“刷存在感”的地方，至多也只是一个展示艺术品的空间——平日已未必涉足此地，眼前的“档案建构”是所为何事？
配合“圆廊”的开幕，美术馆在日前所举办的一场研讨会的引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掷出问题意识——“我们是否可以将用于研究和理解艺术的档案，视为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实践？”——毕竟，艺术家的笔与研究者的笔功能不同，而最大的差异，或许还是叙事的角度。其中一例，就是借由作品与档案，分别让我们得以重现创作思维中的隐喻与历史记忆里的真实，前者是指画里的“Georgette Chen”，后者说的就是画外的“Chendana”了。
在这个时代，美术馆应当是一个集典藏、展示与研究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式场所；此外，更须借助当中的种种，将自身打造成一个“知识生产”的场域。中国博物馆学学者王璜生就曾以“发动机”，来比喻知识生产之于美术馆的重要性。他不仅认为这是一股核心动力，甚至是构成美术馆运作系统的出发点。他进一步强调，在亚洲的文化现状中，公众社会尚未形成对知识的认知高度，加上文化艺术或未普及的情境下，作为艺术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尤其应该承担起知识生产的历史责任和专业职能。
美术馆能刺激与生产知识，才能进一步成为社会的文化力量，而这实践须靠着基础的建立与实力的培养。
这座在立馆时就未曾画地自限，而是放眼于成为东南亚艺术典藏与研究重镇的美术馆，又应当如何界定出一个可提高公众参与感，又能让研究论述在地化的范畴，进而建构我们对于本土，乃至区域美术发展的历史视角与文化面貌呢？若无法与受众之间产生环环相扣的对话，甚至于建立新的意义，抑或启发原创性的策展与研究能量，而沦为复制前人成说的样板论述，委实可惜了设立此“圆廊”的努力。
犹记得国家美术馆于数年前开幕之际，发布标识时所引起的议论——两个高矮不一的长型方块，据说分别象征着构成展馆建筑主体的前政府大厦与前最高法院大楼——乍看之下，极简得总让人觉得“似乎缺少了点什么”。今日再看，才意识到原来缺的是位于苍穹下的“圆廊”，一如张荔英画里画外的寻常之物，因并列而为典藏作了脚注；而这一切也都在今日一一补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