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全球一体化面临挑战，但这并不妨碍世界各国采用一致的经济刺激政策来应对挑战。
有两种现象最能说明问题：其一是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美国统计口径下的“广义货币”眼下已经超过15.3万亿美元（约20.6万亿元），比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翻了一倍多；中国央行定义的“广义货币”则接近197万亿人民币（约38万亿元），相比金融危机时翻了四倍多，欧盟、日本等其他经济体的货币增速同样令人吃惊。其二是各个经济体的债务总量都在不断攀升。目前，美国、中国和欧元区的宏观杠杆率都已超过250%，日本和法国更高，达到300%以上。
各国政府通过增发货币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通过不断借入新债来渡过难关，这是应对经济失速最常用的手段。但是，全球范围内如此大规模且长期持续地实施经济刺激，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宽松货币和加杠杆对于缓解危机，固然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社会总体债务也会快速提升，并且随着货币总量越来越多，原有债务被稀释的程度也在加重。关键是，被稀释的那部分债务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以通货膨胀、增加公共开支等方式由国家和全体民众分担了。
当债务总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融资能力成了企业生存发展的决定因素，而不再是生产能力；或者说，相比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言，企业能否及时补充流动性变得更为重要。同时，基于债务路径的货币转移和分配，成为货币流通和财富分配的主要途径，个体劳动价值和企业的真实贡献作为分配原则反而被忽视。在这样的背景下，融资能力就是生产能力，债务分配变成了财富分配的一种方式，能借到钱就能生存下去，增加债务就能积聚财富。
这种状况最终导致全球经济逐步趋向债务化和虚拟化，社会财富的透支程度和经济泡沫也日益严重，还在全社会造成了负向激励和马太效应。中产阶层、工薪阶层和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等，因为在债务分配过程中无法获得均等的机会，而遭受事实上的利益减损，贫富差距因之加大，原有的社会公平认同和稳定的利益格局逐渐被倾覆。
近年来，许多原本富庶的国家和地区，族群关系恶化、社会分裂、民粹主义等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社会失衡程度日益加重，原因之一就是债务分配不公和融资机会不均等。
宽松货币政策的泛滥与货币属性的改变有着极大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货币彻底沦为主权国家的信用证券，货币发行主要依附主权国家的信用和发行者的意愿，这为不受限制的量化宽松政策提供了前提。当经济增长无法持续时，各国政府都习惯性地采用增发货币的方法，来维持有效资产的名义价值，一方面避免因资产价格下降而引发连锁性危机，另一方面确保交易活动的持续进行，不至于因为缺乏资金而中断。
但是，如果落后产能无法迅速出清，或者产业升级迟迟无法实现，依靠充裕货币支撑的资产名义价值，只会越来越背离其真实价值，早晚会面临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 Minsky）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即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届时，资产价值体系将迅速崩溃，社会财富快速缩水，最终酿成更大的危机。
旨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宽松货币政策还衍生出另一种后果，那就是“债务国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指原有债务不断稀释的问题，还包括政府为了避免引发系统性风险或其他社会危机，而被迫承接某些企业和个人的债务的情况，就像金融风暴期间美国政府所做的那样。政府对私人债务提供隐性担保或“刚性兑付”，也是“债务国家化”的表现。随着债务总量不断攀升，以及世界各地对于系统性风险巨大破坏力的担忧，“债务国家化”的现象在许多国家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单个经济体有很多办法将自身的债务转嫁给国家或社会大众承担，如“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借助互联网手段将经营债务“泛众化”的企业、普遍存在的抽逃资本行为等。当这些实体出现债务危机时，政府出于维持经济平稳或保护公众权益的目的，都会出手相救，直接或间接地承接企业债务。另外，像破产、债务重组等法定机制，也具有将个体债务转移给社会大众的效果。
经济刺激政策所释放的金融资源，很大一部分被这些抱有各种目的，或者存在各种弊病的企业所占用，常常是不仅没有起到改变现状的效果，反而加剧了分配不公和发展失衡，造成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实行宽松货币 须改进市场干预机制
当然，这不是说基于宽松货币的经济刺激政策过时了，而是说与刺激政策总是相伴而行的市场干预机制需要改进，债务分配视角下的社会公正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
经济刺激大行其道之时，市场干预主义总是会同步盛行。干预既是为了修正那些失灵的市场机制，也是为了恢复公平的秩序，但通行的干预方法大多遵循投资和权益的路径而展开，旨在确保一些重要的投资能够到位，事关重大的权益得到保障等，而很少关注增发的货币最终给谁带去了利益，债务不断增长和国家化过程中的受损者是谁等问题。
为了纠正这种偏差，各国政府首先应当建立债务导向的干预路径，以“债务的分配和承担”为标准来配置社会管制权，债务如果最终归于政府，则事项的控制权就应归于政府。同时，应当客观看待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的局限性，甚至还应当削弱政府作为出资人的管理权。唯有如此，方能做到既精准地防控风险，又可不断地释放市场活力。
其次，应当完善普惠的融资机制，承认债务的资源属性，将宽松货币所带来的财富尽可能平等地分配给全社会，防止形成金融歧视和金融排斥。
再次，应当优化税负结构，鼓励财产的交易流通，抑制财产的固化持有，从而促进社会财富和真实价值的快速流动，逐步压缩借助货币流通来分配财富的操作空间。
当然，在经济刺激和宽松货币时期，至关重要的是信用体系的重建和维持，“债务国家化”显然对此并无帮助。因此，强化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严厉惩戒债务人的违约失信行为和道德风险行为，制定简洁明晰的商业规则和司法程序等，同样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所在。
宽松货币和加杠杆对于缓解危机，固然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社会总体债务因此也会快速提升，并且随着货币总量越来越多，原有债务被稀释的程度也在加重。但关键是被稀释的那部分债务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以通货膨胀、增加公共开支等方式由国家和全体民众分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