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底气一方面是政治领导层和公务员有很强的英语能力，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底气来自各方面的成功。
《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在10月生效以来，政府四度出手，要求涉事的反对党和网络媒体编辑更正错误的信息。这项新法的运作，其效果或任何反效果都将在国际上引起关注。
在立法过程中，一项普遍忧虑是法令可能引起“寒蝉效应”。这项忧虑是否多余，目前也许还言之过早。所以，当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在报道中引述一位不具名的受访者的话，又搬出这个说法时，也并不稀奇；但受访者还加了一句话说，这为“广义的政府审查”另开了一扇门。该报记者也访问了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罗伯森，受访者抨击法令迫使科技媒体公司遵守这项“滥用权力的法令”，巨额罚款和坐牢使得它们很难不遵守这项法律。
新加坡政府对于这些指责作出回应和答复也是很自然的，问题就在于，西方媒体似乎有个老毛病，就是害怕新加坡政府的答复。所以该报拒绝刊登新加坡驻美国大使米尔普里的答复信全文，只选择性地登出大使来信的最后两段，信中就事论事的重要澄清则被删掉。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媒体政策司司长杜国墚也分别写信给该报和人权观察，甚至向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罗伯森发出邀请，请他到新加坡任何一所大学的论坛跟政府辩论有关课题，并作面簿直播。多疑的西方人权组织可能以为这将是一场“鸿门宴”，到现在都还没答应赴约。
建国总理李光耀曾经多次跟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的媒体交手，但这并不损害他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1988年，《泰晤士报》的一位名叫Bernard Levin（伯纳德·列文）的评论员，在一篇文章中强烈攻击李光耀个人和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李光耀的反应是，他乐意在伦敦与他进行一场电视辩论，看是谁讲道理。
该报的编辑拒绝李光耀的提议，说没有一家电视台会有兴趣。但李光耀早料到对方会有此一说，因此已经事先跟英国广播公司（BBC）沟通，该电视台乐意做半小时的节目，让双方辩论，还答应请一位中立的主持人。《泰晤士报》还是不敢答应，理由是，文章是登在报纸上，他的答复也应该是在同一平台上；但过后该报仍旧没有刊登答复。李光耀于是在另一家英国报纸《独立报》买下半版广告，刊登他的回应。后来，在接受BBC的访问时，李光耀说，如果一位控诉者不敢面对受他攻击的人，那他也觉得没有什么话好说。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提起这件事时透露，列文自那一次以后，就从来不再写有关李光耀和新加坡的任何事。
那位列文先生不敢接受李光耀的电视辩论挑战，也从此不再招惹新加坡，真正原因何在，这是该事件留下的一条尾巴。
曾经在内阁多年，担任过外交部长、律政和内政部长，退休前为我国副总理的贾古玛教授，在2015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Be At The Table Or On The Menu”，书名很有意思，照字面直译是“在餐桌前或是在菜单上”，意思是“为座上宾，或为餐中食”，寓意深刻，正好反映出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如何在险恶的区域和国际环境中闯出一片天地。小国如果不能赢得邻国和大国的尊重，就成了他们的砧上肉。
在该书中，他分析新加坡的“软实力”来自两个因素：经济成功和治理的效率。他说新加坡如果是一个失败国家或是衰败中的国家，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新加坡就没有戏可唱了。新加坡缺乏石油、天然气，没有农业可言，许多天然条件比新加坡强得多的国家却很尊重新加坡。新加坡的治理效率是其他国家所羡慕却又无法做到的。比起军事的硬实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更具魅力。
新加坡从李光耀时代开始便不畏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的影响力，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据理力争，不怕与人辩论。新加坡的底气一方面是政治领导层和公务员有很强的英语能力，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底气来自各方面的成功。
跟西方的软实力交手，新加坡累积了丰富经验。西方人喜欢辩论，就跟他们辩论。所以，新加坡去年为防假信息的立法举行了多日的公开听证会，甚至要求国际的资信科技公司，以及先入为主对新加坡政府抱着怀疑态度的西方人权组织派人来出席。科技公司来了，人权组织却没有接受邀请，有话不敢当面说。
相信新加坡政府这次对一些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并不感到惊奇，它们若完全保持缄默才有点耐人寻味。政府的应对方式是一贯作风的体现，如果在一些外来质疑声中，政府完全无动于衷，恐怕还会向外界传达一种错误信息：第四代领导人对外界恶意批评的应对方式已经有所软化。
从过去的N次事件来看，一些西方媒体应对新加坡政府反击的模式就是拒绝刊登答复，或是选择性刊登部分内容。
新一代新加坡人主要是接受英文媒介的信息影响，加上社交媒体的发达，在今天的环境下，即使有过去多年的经验，新加坡政府与外来影响力的这类“软博弈”，还是具有高度的挑战性。最新事件给年轻领导人一次磨练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