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德国布兰登堡理工大学考取文化遗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黄子明，其新著作《优影振天声：牛车水百年文化历程》于12月1日举行的发布会上，吸引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容世诚副教授、国大历史系黄坚立副教授、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蔡曙鹏博士、文化学者林志强、新加坡文化奖得主卢眉桦、时政评论员蔡裕林、前新加坡石叻坡民俗文化馆馆长陈来华、南华小学前校长冯月桂等一众关注新加坡文化发展的人士出席聆听，让我不禁重新审视此书成书背后的文化史意义。
文化遗产学是一个冷门的学科，它是传统史学、考古学、科技史学、公众教育学与现实的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等文理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黄子明的研究领域，恰恰就是这个专业方向；《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话平台》一文，是他阐述文化遗产学相关观点的文章之一。
在《优影振天声》一书中，黄子明以牛车水作为研究核心，应用西方大学传授的学术研究方法，采用辐射性的方式，在一个整体系统的框架下，检视新加坡民间文化的存殁和保育问题。作者冀望从民间的文化记忆和俗文化角度，补充现有一些风土志或戏曲史文献的认识，同时希望通过文化遗产学的角度，反思本地文化在跨域历史中的定位。
此书的面世，让我想起南京大学毕业的许振义博士在201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布衣南渡：中国民间文艺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变迁》。许振义在《布衣南渡》一书中指出，新加坡华人祖辈以劳工和渔民为主，他们所能引起共鸣的民间文艺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戏曲、南音、山歌、民间故事不但在新加坡传播，也产生了在地糅合，形成新加坡流派，并通过新加坡向东南亚和西方传播，甚至向原乡反刍。
无独有偶，《优影振天声》也是以戏曲和戏院的文化遗产为主要关注点，所不同的是，参加过冈州会馆粤剧训练的黄子明，通过此书反思西方的唐人街观点，同时也想告诉读者，戏曲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不该被视为落伍的街戏。
戏曲怎么可能会沦落成落伍的街戏呢？据我有限的文学史知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元曲，新加坡已故学者王永炳博士，生前就著有三本关于戏剧的专书：《琵琶记研究》《中国古典戏剧语言运用研究》和《中国古典戏剧文学研究及其他》。
问题意识是所有学术研究的推动器，在《优影振天声》中，读者可以处处感觉到作者的问题意识，例如：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与大众传媒的霸权之下，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形态是否无可避免地成为新世代的牺牲品？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有什么特点？
作者在本书第一章中写道：“以‘非物质’的观点来说，究竟什么才是属于牛车水的文化呢？是饮食文化？会馆文化？还是戏曲文化？今时今日，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去保育或重新激活任何一个范畴的文化呢？”第三章讲到儒家思想，作者的部分用意也是要反思，华校从清末的兴办到1980年代的结束，是否等于回到林文庆时代的原点？
《优影振天声》的内容，基本上是环绕着清末革命的时代和牛车水的文化空间这两个关注的出发点，来探究新加坡华族文化百多年来在语言、思想、文艺等不同层面的演变。牛车水就是作者文化遗产学视角下的一个文化标本，通过这个标本的不同结构，抽丝剥茧地解说新加坡的华人文化史。同样的，读者也可以从中管窥或检验新加坡文化遗产学的研究成果。
我在翻阅此书时，产生了两个想法。首先，牛车水曾是新加坡酒楼茶肆林立之所，今日亦然。新加坡历史最久，也是摊位最多的小贩中心——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就坐落在牛车水。牛车水所承载的丰富烹饪技艺，应有探研的价值与必要。
适逢新加坡小贩文化申遗之际，再加上新加坡名厨陈喜明最近推出双语版的《厨艺·陶艺：铁人名厨陈喜明心灵创作》（Ceramic & Culinary Arts: Creations of Iron Man Chef Heman Tan）一书，展现了新加坡不让他国专美的精致烹饪技艺。如果国家艺术理事会能够把烹饪艺术也纳入新加坡文化奖的评审范围，那烹饪文化在新加坡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上升到与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和戏剧等上层建筑艺术同等重要的地位了。文化传承是文化申遗的一大考虑因素，从民间进入国家文化殿堂之后，雅俗共赏的烹饪艺术的传承工作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
其次，新加坡许多历史悠久的宗乡会馆，有不少值得文化史学者研究之处。例如成立于1867年，位于厦门街的新加坡永春会馆，曾记载这样的一段会史：“1933年永春家乡因土匪猖獗，治安不宁，民不聊生，会馆乃致函各地永春乡团，呼吁各派代表来新共商良策。议后成立永春救乡总会，致电国民政府十九路军，请其剿平匪乱，以安定民心，并推举王肃丹、李铁民、郑兼三和李家耀四位乡贤为代表，赴故里进行救乡活动。”
这段会史，侧面显示了早期新加坡宗乡会馆在照顾乡亲生活、维护同乡利益的同时，还担负着许多外人难以想象的社会职能，包括“赴故里救乡”。黄坚立副教授在其著名的《“华侨为革命之母”——赞誉之来历与叙述》一文中的论述，在新加坡永春会馆的上述馆史中，得到了立体而直观的显影。新加坡宗乡会馆的许多文献档案，包括各种活动的会议记录，本身就是一座座有待发掘和梳理的社会与文化史的宝藏。
十余年前，我曾呼吁官方机构发起新加坡文化史的撰写工程（《国家应撰写一本<新加坡文化史>》，2008年7月10日《联合早报·言论》）。过去多年来，在民间自发或官方资源支持的情况下，类似的新加坡文化史成书不少，比较学术性的著作有：柯思仁的专著《戏聚百年：新加坡戏剧1913-2013》；游俊豪的论文集《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柯木林主编，集国内外37位历史学者之力撰写而成的《新加坡华人通史》；徐兰君、李丽丹主编的论文集《建构南洋儿童：战后新马华语儿童刊物及文化研究》；衣若芬的论文集《南洋风华：艺文·广告·跨界新加坡》；衣若芬、崔峰主编的论文集《素音传音：韩素音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南洋理工大学出版的论文集《文化遗产与教育体制：东南亚华校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欧清池、李一平主编的《新加坡华人思想史》、赵秀敏的《新加坡文学经典：最高荣誉之文化奖（华文文学）得主访评》等。
比较通俗性的著作有：胡建弟的散文集《久别了的郡望》；邹璐的《金禧缤纷：新加坡50位知名艺术家访谈录》；许永顺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和《一树春风千万枝》，收入牛车水人民剧场从1967年至2017年的半世纪纪事；李国梁的《大眼鸡·越洋人》，通过新加坡的大环境与民间记忆来回眸来时路；洪毅瀚的《乡情祠韵：沙冈村和万山福德祠的流变与传承》，记录了福德祠渐被遗忘的历史，以及其宗教和民俗文化；章星虹的文化研究文集《星洲星光：现代旅人手记》，收入作者以文化为主轴，不断亲自面访、走访、参访的现场手记；胡建弟、谭成发合著的散文集《星洲拾遗》；李成利主编的《狮城情深：新加坡南安先贤的事迹》等。
通过上述文化史或类文化史的成书，大家从不同层面展现了新加坡华人先辈的历史足迹，借此让更多人认识本土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2016年11月5日晚上，在艺术之家举行的《建构南洋儿童》发布会上，容世诚副教授在致词时说：“人类的文化史是需要建构的。”这句话与上个世纪日军大举侵华之际，始终恪守民族史学传统的陈寅恪所说的“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
大学教育在于激发学生培养系统化的思考与批判性的思维，充满问题意识的《优影振天声》，相信可以满足大专学府在这方面的教学所需，成为文化史参考教材之一。此书的出版，也让我想起新加坡华裔馆馆长游以飘的得奖诗作《南洋博物馆》。
无论是历史论述或文学作品，这些具有历史纵深感的书写，都为新马华人移民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需要更多类似《优影振天声》以不同视角书写的文化史，来建构、完善和丰富我们的文化史，这或许就是此书出版的最大意义。
如果国家艺术理事会能够把烹饪艺术也纳入新加坡文化奖的评审范围，那烹饪文化在新加坡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上升到与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和戏剧等上层建筑艺术同等重要的地位了。文化传承是文化申遗的一大考虑因素，从民间进入国家文化殿堂之后，雅俗共赏的烹饪艺术的传承工作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