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两极分化，体制不健全和经济基础薄弱三者相加，使得即使是心怀改革意识的政府也难以摆脱短期主义陷阱，去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快速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这类“新自由主义”改革，反而使得经济体更易遭受外部冲击。
民众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剧整个拉丁美洲的抗议和瘫痪。如果东亚地区对此掉以轻心，就可能步其后尘。
在厄瓜多尔，反对包括削减燃料补贴在内紧缩措施的抗议活动，迫使总统莫雷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智利，仅仅是圣地亚哥地铁票价的适度上涨，就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而后迅速演变成对教育和养老金体系中不平等和薄弱环节的抗议。
在阿根廷，民众用选票来表达他们对经济的不满，选出了奉行贝隆主义的总统候选人费尔南德斯。在玻利维亚，选举路径则遭到破坏，总统莫拉莱斯寻求第四个任期，违反了宪法，并不顾人们对选举舞弊的普遍担忧，宣布胜选，然后在抗议活动持续数周后辞职。
尽管细节各异，但所有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人们认为政府已经不再为普通民众服务了。正如阿杰莫格卢（Daron Acemoglu）和鲁宾逊（James Robinson）所观察到的，许多拉丁美洲经济体所依赖的压榨性制度，只保护富人和精英的利益。整个地区的不平等现象一直在加剧，也没理由期望那些偏爱特权者的政治权力架构能解决这一问题。在经历了多年的经济停滞甚至危机之后，公众的忍耐已经到头了。
无可否认，近几十年来有许多拉美领导人打着实现公平竞争的旗号登上了大位。他们的干预措施，包括收入再分配、财政和货币扩张、贸易保护主义、歧视性法规，以及资本管制，确实带来了一些短期利益，特别是对穷人而言。
但是，上述措施经常受困于民粹主义，最终导致弊大于利。这些领导人依靠大宗商品收入为其社会福利计划提供资金，但却未能实现经济多元化或改善经济基础。过度的财政和货币扩张使这些经济体变得不稳定。经常账户赤字增加，频繁引发外汇危机。
社会两极分化，体制不健全和经济基础薄弱三者相加，使得即使是心怀改革意识的政府也难以摆脱短期主义陷阱，去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快速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这类“新自由主义”改革，反而使得经济体更易遭受外部冲击。
委内瑞拉便是一个好例子。从1999年到2013年，民粹主义者查韦斯（Hugo Chavez）利用该国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日益丰厚的石油收入，来资助大规模福利计划，而不是将其投资于新兴产业。而他钦点的继任者马杜罗（Nicolas Maduro）也试图追随他的脚步。但在2014年全球油价暴跌后，国家财政赤字飙升，随后的货币扩张政策又加剧了恶性通胀，造成数百万委内瑞拉人无法负担食品和药品等基本商品。该国如今已陷入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导致超过400万人逃往别国。
阿根廷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贝隆主义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于2007年上任后，便利用大宗商品收入来扩大福利支出和公共部门就业，以致该国经济更加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结果，当马克里（Mauricio Macri）于2015年接任时，经济已陷入困境，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也变得极其有限。
但由于必要的改革会带来一些短期成本，最终遭到选民的拒绝。马克里未能攻克这种阻力，而刚刚上任的费尔南德斯是否会做得更好还远未可知，须知他的副总统人选恰恰就是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东亚经济体避免了许多此类错误，实施了精心设计的经济发展计划，以提升出口竞争力和科技进步。在整个过程中，强大且具备包容性的体制确保了市场的有效运作，支撑起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并维护了法治。
因此，东亚经济体实现了“公平增长”，使之从中等收入国家跃升为高收入国家。1970年时，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人均收入都低于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人均收入，而今却高出许多。
但是，东亚决不能低估自身爆发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在最近几十年中，该地区的长期增长潜力有所下降，收入分配状况恶化，民众将这一趋势至少部分归咎于其政治领导人。不出所料，民粹主义正在抬头。
在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政府正在推行多项包括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支出的政策。但拉美经验已充分显示出，尽管财政转移支付可能有助于提振疲软的经济，并补强社会安全网，但从长远来看，非生产性支出的迅速增加，可能会削弱国家的经济基础。
而近六个月来，日益陷入暴力抗议漩涡的香港则有所不同。在此，抗议者的愤怒指向中国的中央政府，认为中央违反了定义该地与大陆关系的“一国两制”框架。但导致民众普遍不满的关键因素，例如加剧了不平等的高涨房价，却和其他地方相一致。
为避免拉美式的政治危机，东亚各国政府必须确保其经济政策能支持公平增长。它们的优先事项应包括提高生产力、增强出口竞争力、鼓励科技进步、培育内需和服务业、建立健全的社会安全网，以及实施财富再分配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
财政可持续性也至关重要。尽管经济停滞状况需要财政扩张来缓解，但政府在花钱时必须精打细算。这意味着要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和巩固社会基础设施，来投资于长期增长潜力，而非着眼于福利支出的不可持续增长。
最后，东亚必须确保其政治领导人能负责任行事。为此，各国应继续强化其体制（包括独立的司法机构），保护自由和独立的媒体，并培育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
东亚地区在制定前瞻性政策方面，具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在这个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日益严峻的时代，对这一传统的坚持也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