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智慧城市市场。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31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三分之一。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既有加强市场供给的短期考虑，也有提升发展效率的长期考量。
但是，对于当前智慧城市的主要买方而言（多为政府），在经历了至少五年的智慧城市建设浪潮后，各级政府的行政主官逐渐认识到智慧城市建设，至少面临着几大难以解决的问题。
从技术发展上看，城市科学不是一门可以精确计量的科学。虽然基于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所构建的“数字地图”或“领导驾驶舱”，可以展示和分析部分城市运营中的问题，但当前的技术仍然无法替代人的行动和决策。从社会发展上看，全球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传统机构和组织的作用越发显得不可替代。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住房和医疗等基础服务的刚性需求仍然很迫切。
更重要的是，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放缓，原本就难以在短期内收回投资的智慧城市建设对政府形成了财政压力。在这种市场环境之下，缺乏突出竞争优势的卖方（企业），将面临更大的项目收入和财务回款压力，以智慧城市为名、而缺乏硬核技术的中小企业，则可能有倒闭风险或选择被收购的策略。
有四类企业可能会受益于这一轮的智慧城市市场的转型。
第一类是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层企业，例如华为和中兴。建设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如5G或进一步的6G）和维护原有基础设施（如4G）的需求一直存在的。这类企业也有自身的挑战，例如面对整体市场增长的放缓及自身的高增长压力，其商业伙伴必须降低和这些巨头的生态合作战略中的预期收益。
此外，这些具备较长的供应链和高质量制造业就业的企业（华为和中兴），将是中美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的最前线。服务器领域的领导者曙光和浪潮，以及控股了更长价值链的紫光也在此列（计算芯片供应商展讯、存储芯片供应商长江存储和系统集成供应商新华三）。保守主义盛行之下，不论是中国、新加坡（如新加坡国家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还是美国企业（如谷歌、思科和甲骨文），企业战略与国家战略的结合将愈发增多。
第二类是互联网巨头。和具有核心硬件产品的企业不同，这类企业的业务是提供基于互联网的生活类服务，净利润率较高。它们的智慧城市业务有两个目标，一是扩大其数据池，二是提高企业估值。
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例，它们从其智慧城市主要产品云计算业务中，可能每年可营收15亿至30亿美元，与其350亿至450亿美元的年营收相比并不显著。但是，由于开展智慧城市业务而实现公司市值的提高则更为可观，例如对高达3500亿至4500亿美元的市值而言，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即相当于35亿至45亿美元的市值。市场对智慧城市概念的追捧，将为企业带来比项目本身更多的收益。
第三类是成功转型的消费者产品供应商。消费者市场和政企市场边界将模糊化，消费者产品供应商将面临来自互联网企业和传统政企业务供应商的竞争（如小米、京东、阿里巴巴和华为）。这个领域的竞争将激烈而有趣。未能建立云计算、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服务的消费者产品供应商，可能被整合到云计算巨头的生态圈。
第四类是金融企业。这一类企业不具备第一类企业的优点，例如缺乏具有硬核技术的产品的研发能力。但它具备第二类企业的优势，即利润率较高且具有参与智慧城市业务提高其估值的动机（如平安集团、建设银行）。如果发挥其金融优势，对全球具有硬核技术的中小企业予以参股或控股，既能巩固智慧城市业务，也能提高集团估值。事实上，先锋、黑石等华尔街金融企业早在2010年之前，即已展开对全球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层核心部件供应商的投资。
智慧城市的开发战术已经很成熟，包括从顶层设计、方案设计到数字化产品供应的基本链条。但在中美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的背景下，新战场将是制定和执行战略的能力，尤其是针对拥有硬核技术的全球中小企业或初创企业的并购策略。例如新加坡、日本和欧洲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共同针对第三方市场，以规避政治和商业风险。当然，在剧变中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下，这也是意欲维护多边合作机制和自由贸易的各国政府希望看到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