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妙的是，正当台北只把孙中山奉为形式上的国家象征时，大陆方面却对孙氏图腾在“一统大中华”上的作用极为重视，锲而不舍。
孙文（1866年－1925年）中山先生现时同是台海两岸备受崇敬的历史人物，但一般人大都不明白其中的矛盾。1940年，国民政府明令尊称他为“中华民国国父”。1949年，共产党把国号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称他为国父，却因大海航行靠舵手，奉毛主席之命，把孙定位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中共称孙为“革命家”，目的是让自己成为辛亥革命的接棒者。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1949年以马列主义阶级斗争为纲领的革命，走向无产者专政，才是革命的极致。
苏俄在1917年十月风暴胜利后，锐意向中国输出马列大法。孙中山在国民党大部分人反对的情形下，大力提倡“联俄容共”（中共称为“联俄联共”）政策，主张“以俄为师”，借以获得苏联的援助。孙甚至说，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见《民生主义第一讲》）。这些话都成了共产党自称孙中山传人、抨击1927年蒋介石的清党是“反革命”的口实。
关于孙氏“联俄容共”的这段历史，国民政府在退守台湾后显然曾加以检讨。笔者从国大图书馆借阅的《孙中山与共产主义》（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便是一部剖析周详的论著。作者崔书琴（1906年－1957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旋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博士论文为“广州与莫斯科协约对于孙中山先生政治哲学及革命策略的影响”，堪称孙氏研究专家。
崔先生在遗著序言中指出：“共产党徒们之所以能够曲解中山先生的遗教，就是因为他在晚年曾实行过联俄容共，而说过一些可资他们利用的语句。经过仔细研究以后，便知道联俄容共只是用于一时的策略。这种策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革命方法上虽曾发生过极有限度的影响，但他的思想丝毫没有因此而改变。他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绝对不相容的。”
无可否认，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政策与孙中山的五权分立、从训政到宪政等理念仍沾不上边。无须消灭地主的土地改革，也只能在中华民国内实行。但理论归理论，客观的事实是，孙氏的联俄容共确实一早便对中华民国的生存埋下极其负面的种子。
由于当时门户大开，苏联代表如越飞、鲍罗廷可以对中国政局任意摆布，苏联与第三国际指使了中共党员渗透中国的党、政、军各界，“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一面汲取国民党资源壮大自己，一面垄断党内负责组织群众的职位，架空国民党。
据闻孙中山临终时曾对联俄容共表示悔意，但为时已晚，回天乏术。尽管孙氏死后的1927年，国民党执行了如今仍背负骂名的清党运动，但正如癌细胞的切除，无论手术成功与否，病人总是元气大伤，难以完全康复。
今天，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仍尊孙中山为国父，1972年台北设立了国父纪念馆。但随着台湾的民主化，政府对公私机构悬挂孙中山遗像等纪念形式已无硬性规定。微妙的是，正当台北只把孙中山奉为形式上的国家象征时，大陆方面却对孙氏图腾在“一统大中华”上的作用极为重视，锲而不舍。
蓦然回首，察觉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近年来资源充沛，举行了两岸“孙学”交流的大量系列活动。配合连（战）宋（楚瑜）2005年大陆行，而于次年年底出版的《第九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便收有《开发大西部：孙中山思想与邓小平的实践》《中国青藏铁路与中山先生实业计划的实践》《中山先生农业现代化思想在中国实践之检视》等鸿文多篇，以印证孙氏豪言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再有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克思明文章，认为孙中山“联俄”是与莫斯科互动，其中有积极的一面（按南京大学教授茅家琦也持相同观点）。直至中华民国一〇六年（公元2017年）10月，纪念馆出版了“孙学杰出研究丛书”中，澳门理工学院讲座教授邵宗海的著作《孙中山民生主义实践之研究——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阶段为例》。在衮衮诸公的论述中，孙先生似乎成了有穿越神通的先知，预见山河变色后的70年，中国大陆的掌政者依然照着他的想法去做。
宝岛的大专机构与学界精英，今天可以畅论对岸中共政策的伟光正，批判自身的民主化进程，说明中华民国在台湾确有很充足的言论自由。然而好事者却不免怀疑，身先士卒对两岸交流命题充当旗手的台北“国父纪念馆”，本身或许也陷入了吊诡与尴尬：1949年大陆政权更改国号，显然就是要终止中华民国的存在。既然民国不存，又何来“国父”？既无国父，该馆是否应改称“革命先行者孙文纪念馆”，以求名正言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