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教授《“南橘北枳”的中国式博士申请制》一文，意在为弊窦丛生的中国博士申请制开出一剂“拯救”之良方，基于他认为这一改革“必将成为比考试制更糟糕的制度”。
我也在中国高校任职十数年，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多有了解，但是，我却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历史不需要开倒车。邓教授的顾虑归根结底可归纳为制度不健全和学者的品性不高。我们期待“橘、枳不分南北，具结良果”，最重要的是如何不断健全制度，培育创新型人才。
中国博士招生的乱象
自从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以来，确实是引起了世人更多关注，尤其是1990年代部分官员“在职读博”、论文抄袭造假，以及后来“翟天临事件”等等，都给世人带来较负面的印象。但是，在这个领域，一“叶”难以“知秋”，更不能以偏概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开始研究生培养，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毋庸置疑，由于制度不健全等因素，也存在诸多的乱象，博士招生考试制度就是其中之一。邓教授所说的前揭诸多乱象，在中国博士招生过程中确有存在，但是，并非所有大学、所有学科、所有导师，均千篇一律，而是因人而异、因不同大学和学科而异的。
中国目前的博士招生乱象，除了极个别的人依靠权和钱而“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之外，更多的是根本不具备、基本不具备博士培养的大学和教授，参与到博士培养队伍之中了。中国高等教育和欧美等国家一样，大学应该是追求优胜劣汰的，应该有一个好的机制让好的更好，差的更差甚至出局。 还有一些学科，譬如历史学科，我不认为每所大学每年招收50人至100人是一个好现象。有些不能产生实际社会效用和提升整体人类智慧的学科，除了名牌大学一如既往地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的重担，和师范大学培养足够的师资之外，那些省市级大学真的没有必要招生了，至少是没有必要那么大幅度的招生了。
名校名师 制度不健全也会良性运行
在中国，越是声誉较好的大学（名牌大学，985大学、双一流大学）、学术声望极高的教授（譬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学的诸多教授），其博士招生和培养模式越是好的；越是学科创建较早，经验积累丰厚（譬如中国古典文史），其博士招收和培养的质量越令人信任。
与此相反，在一些声誉相对较差的大学（非双一流大学、省市级大学），创建较晚的新兴学科（譬如经济学），其教授学术成就相对较弱，其管理制度更易产生漏洞，博士招生乱象也就可能越多。一句话，世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好的一直就很好；差的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名牌大学博士招生制度是日益健全和越来越好的，很多著名教授培养了整体素质相当高的博士群体，在中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都拥有良好的口碑，譬如我所熟悉领域的北京大学阎步克、邓小南、荣新江、刘浦江等等教授。
据我所知，上述这些教授招收博士生，多年以来就重视研究计划的前瞻性、开创性和可塑性，至于考生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否优秀、是否有CSSCI期刊论文发表，获奖与否也不一定会被重视。我相信，有洞见深蕴论文发表一定会比没有发表要更受关注，但是也不尽然：发表没有学术创意的“水文”，只能是“献丑”和适得其反。
此前的考试制度存在缺陷，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公平”模式下，很多确实富有学术创新理念的考生被拒之门外。譬如2005年清华大学艺术类博士招生中，著名的陈丹青罢招事件，不就是“一刀切”的考试制度惹的祸吗？目前的申请制博士招生模式，可以让申请者更多展示学术悟性和未来可期的创造力，同一学科五至七名教授面对面的学术追问，可以让确有才华灵气者得以展现，这些著名教授也可以据此招收到真正的学术精英。
其实，名牌大学也存在学术成就平平的教授，声誉一般的省市级大学也会有学术造诣很高的教授。可是，随着中国信息化、商业化时代的到来，名牌大学内学术平庸教授的口碑很难不被人知晓，任职于一般大学的高水平教授很快就会被名牌大学“挖走”，甚至一些著名教授因接连不断跳槽，而被戏称为“运动员”。这在最近20年来的中国高校，已是路人皆知的“旧闻”了。
良性制度建设更重要
研究型大学招收和培养高质量博士生，一般大学可以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或只培养本科生、专业性技能生。这一模式既是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之前的“旧貌”，也是欧美高等教育的主流。
任何制度都不会尽善尽美，博士申请制招生也是一样的。某些博导囿于各种人情和钱权的交易而招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名牌大学有一个底线，同时参与博士入学评审的五至七名名教授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质疑。即便是这一关卡也被冲破，那么，正如邓教授所说，我目前供职的厦门大学已经公布了相关制度，所有博士论文都必须交由中国国家教育部主管的专家库进行匿名评审，那些博士论文抽检不合格的导师会被问责，学校根据不同程度的结果责令导师停止和终止招生。
中国已经成为“博士制造”的大国，但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们所培养的博士能否更具批判性、更勇于创新、甘于寂寞，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具有为人类整体智慧的提升而贡献自己的学术精神？这条道路依然漫长，良性的制度建设仍在望中。
期刊论文发表与学术评鉴
我们在拷问中国式博士申请制的公平、公正与合理性建设，但是能不能反向追问：博士考生也分若干类型，不可一概而论。其中那些不适合读博士的人，那些纯粹混学位的人，如何建设理性的制度，让其在适当的时间中止和终止其所谓的学业？
中国式博士申请制未来的发展，贵在更多借鉴和改良欧美的经验，建立和规范制度，使“橘、枳不分南北，具结良果”。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而言，申请制优于考试制，类似宋元明清时代科举的博士考试制度，无论如何是不能再走回头路了。
世人眼中，中国学术期刊的乱象，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不同层次的学术造假、抄袭和变相抄袭等行为昨天有、今天有，料想明天也还会有。
对于中国式博士申请制之中，部分大学和学科需要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我和邓教授同样不满。许多期刊编辑在学术场合下耀武扬威的景象，我也有所目睹。大力整顿和治理匿名审稿专家制度不健全的期刊，剥夺大多数编辑对于学术论文“生杀予夺”的裁决权，让真正懂得学术良莠的教授评断文章的优劣，健全的良性制度，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期刊界的一件可期的大事。
期刊界和大学建设一样，面临着优胜劣汰的严峻现实。中国目前的文科期刊已经日益制度化、理性化了。时至今日，中国从国家层面进行了大力的整顿与建设，《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学遗产》等等优秀期刊，早就采取了相对健全的匿名专家审稿制，虽然还存在诸如“‘专家’可靠吗?”“审稿者的责任与自律”等难尽人意的制度性和人性的缺陷（可以参阅北京《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罗志田、王笛、包伟民等学者富有智慧和逼问人性的深度讨论）。但是，这些期刊已经日益走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境界，发表论文的质量日益提升，刊物的口碑越来越好，这是众所周知的。
其实，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所谓的匿名审查专家未必就能理性的、科学的、依据其既有相关知识和智慧准确判断一篇论文的优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朱成碧，难成共识，这是因全球范围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特性所决定的。怎样的一个理性制度可以保证匿审专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这才是考验人类智慧的“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