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度虽不同，国政制度也各异；但华族文化在新加坡与中国的传承发展，却有很多相似处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曾引用澳大利亚一家报章的评论在撰文中说道：暂不谈中国崛起是什么时候，其经济总量能否超越美国，而是先问三个“什么时候”之后，才能谈论做上世界老大的事。
第一、什么时候全球的父母会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做为优选目的地。第二、什么时候全球的年轻人会最欣赏中国的电影、文化、书籍。第三、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会首选、优选中国制造。
这三问确实打中中国要害。言下之意大概是说，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文化，不论曾经多么辉煌，因缺少了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等，和具备深刻启蒙意义的文化运动，现在已被普遍认为缺乏足够现代意义和先进性；尤其在科技结合人文的产业创造上更是缺乏优势。
人文结合科技产业创造堪忧
市面几乎所有的高端产品尤其在奢侈品市场，依然被西方尤其欧美品牌所垄断；说明这些必须利用高科技结合视、听等人文感知高水平发挥，才能制造出来的产品，绝非中国短期内靠自主知识产权的努力就能做到。
弓弩再也无力抵御枪炮，导致对抗八国联军惨败后，中国人才“被迫”在现代意义的大学里学习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等属于自然科学的学科。
100多年来的积弱积贫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这40年来在经济、科技硬实力上的发展之快，虽然让世人惊讶，可是历来人文感性素质从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行为举止到价值观念的训练与培养，因缺基底和得不到应有重视，使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面临困境，甚至这个以瓷器（China）为国名的民族，在相关产品的品牌价值都已被后来的日本、法国制造给比下去。这都是人文与科技知识落后，又无法紧密结合的必然结果。
音响素养与音乐训练似是最大软肋
因历来缺乏科学理论指引，技术无法进步，中国在2000多年前制造的出土乐器，虽让当今世界为之惊叹，现在的民族乐器制造，却普遍被认为落后西方200年至500年。更遗憾的是，至今人们依然普遍只把乐器制作当成是一种“手工艺品”，而不是一种需要讲求功能性音响，研究声波传输机理的发音体（sonic generator）。
换句话说，制作上没有能力实质地超越木匠工序，像西方专业乐器制作者那样须要去研究材料声学、研究个别发音体的声波传导与反射，设法做出音响与音色都达到极致发挥的产品。
在中国，乐器制作专利技术的申请已积累成百上千项，之所以一个科学发音问题也没有真正解决好，是因为专利申请只讲求独有设计，无须通过声学理论，来确保其形制设计在声波传输上的有效性、稳定性和优越性。令人叹息的是，到现在一般音乐家仍基本学不到乐器学（organology）与音乐声学（music acoustics）的基础知识，甚至不知道这些学科的存在，更遑谈论了解这些学科知识的实用价值。
在新加坡，我们需要空间（建筑）声学来辅助听觉质量的公共会议场所，经常回音反射很大而显得闹哄哄。在我所能接触到文艺界官员中，目前也没法找到一位能了解乐器学和音乐声学的人。我们教育部的相关官员，同样没有基本能力来判断乐器品质的优劣，甚至更多情况下是以价格作唯一考量。
就以吹管乐器中的笛子来说，因投标指定的乐器低到50元一把，学生只能很吃力地，用落后西洋长笛近200年的不科学吹法来吹奏。这是背离音乐训练宗旨的，不只影响音乐文化的有效传承，还可能毁掉这一代人的听觉素质教育。我们还能指望将来的发明家和工程师能有足够听觉素养，制造出须发出优质声响的工业产品吗？只要在教育上对乐器发音质量的认知没有得到本质改善，新加坡的音乐水平、国民听觉素养就不可能有本质提升。
从不同音乐表演团体到世界各地演出的绩效看，华乐缺乏足够的国际吸引力。出自各种发音不良、缺少良好声频震动的华乐器，必然无法构筑可听性与耐听性。
建立文化自信
须全方位深入与平衡发展
更堪忧的是，至今我们相关的音乐界领袖，有多少人能严肃勇敢地面对别人严格的审美需求，设法做出努力来满足并赢得“市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倘若音乐教育依然只重音乐不重音响，必使中国乃至新加坡的华乐发展继续无法走出困境。
回溯龙永图的言外之意，欲成为世界真正的老大，中国就必须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都给全世界一个高度认可和学习的榜样。
在这个急需新思想、创造新知识来解决人类诸多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时代，中华民族也必然需要自己的智慧。一个民族文化精神脊梁与自信的建立，往往出自最艰困的环境中，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兴起到辛亥革命后的“五四运动”，无不产生自信仰危机民生困苦的时代。所以我们急需士大夫精神，来解决好华族文化上的向心力，健全政治上的“中枢与交感神经系统”，才有可能成就昔日曾经的辉煌。
中国文艺的表现力不只须要依托深厚人文素养为“灵魂”，同样须要建立强大的理性载体来作为“健全肉身”。这不是选项，而是攸关发展与存亡，也是构筑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唯有这样才能让中国风、中国乐派变得更有实质含金量，更能引以为豪；才能使我们这个历来缺乏科学传统的民族，思维方式上得到真正的启发，并从中获得更大智慧。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从拉斐尔、达芬奇到米开朗其罗等艺术巨匠，他们的知识结构已是科学、艺术不分家。现在世界顶尖大学也一直在倡导，人文学者在必要时须有能力像科学家那样思考的传统。100多年后，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做不到？
做为必须继续表现优异才能维持生存的小国，新加坡不能仅一再强调科技与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努力，也必须做好人文素养并与科技紧密结合的教育工作，才能为我们的高端制造业、服务业、文化创造与自信、人力资源开发乃至智慧国愿景打下一剂真正的强心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