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李颖在《华文华语应该怎么教？》一文中，提出新加坡华文教学的问题很有意思。笔者想起在几年前也曾拜读胡林生的《华文作为教学语文的名称》，一个从学习者的角度、一个从科目命名的角度，都在探讨华文教学与华文学习者的定位问题。
新加坡华文华语究竟是母语，还是二语？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华文教育工作者。在情感上，大家更加倾向于把华文华语当作母语，但实际上，华文华语似乎已是二语水平了。一边是基于文化感情所产生的对华文华语的期许，一边则是面对现实所生发出的几许无奈。
可以说，新加坡华文华语就摇摆于这情与理之间，而且经常纠结得难舍难分。母语、二语是科目的定位，近年来学界更提出“祖语”（Heritage Language，也普遍译成“传承语”“族裔语”等）的概念，是否其语言定位更加符合新加坡学习者的情况？还有待专家作进一步的探讨。总之，科目的定位是随着学习者的能力与身份背景而来，因此，这一问题，还是要回到学习者，即学生身上来讨论。
一般而言，母语学习者的语文水平高，其学习动力强；外语学习者从零起点开始，其学习动力源于实际的学习动机（即沟通、实用的目的）；祖语学习者的语文水平则参差不齐，其学习动力源于对母族文化的情感。按照这些定义来看，我们的学生似乎三者都是，也似乎三者都不是。
从体制上来说，华文是学生的母语，所以他们都是“母语学习者”，但从学术角度看又并非如此；从现实来看，我们的学生大都来自讲英语家庭，华文似乎是他们的外语，所以他们都是“外语学习者”，但从生活环境以及身份背景来看也并非如此。从情感上来说，我们的学生是华族身份，理应对自身母族文化存在一份认同感，但事实却也并非如此。
这种即此即彼、非此非彼的语言与身份现象，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真实情况。试问，当我们的华文教育工作者面对如此“多重身份”的学生，他们将何以适从？
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并没有以学生以上身份来定位与区分，而是以学生的语文成绩为主要的定位与划分条件。华文课程分为基础华文（或华文B）、普通华文、高级华文，主要是以学生成绩来区分。各个课程按学生语文水平制定不同的技能教学，以让学生的能力，在各自符合自己水平的进度中得以发挥。
这种定位法模糊了母语、二语与祖语学习者的区别，很难从科目本质与学生背景作有效对等的配搭。从以上的讨论也可以看出，在现有的体制内，要明确根据学生能力对等配搭课程，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而且，在这样以成绩给学生定位的做法，所谓的“能力”更多指的是学生的应考能力。
因此技能教学的重点，则难免导向应对考试的作答技巧，这是有别于外语教学的沟通实用之技能教学。这就是导致新加坡华文教学，即没有母语教学的语言与文化的高度，也没有外语教学的交流与沟通的实用的双重困境，造成学生语文水平“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
面对学生身份如此繁复的情况，当务之急就是明确学生的定位，方可明确华文华语教学的定位。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眼下“母语”的科目名称似乎已名存实亡，对于那些已经是以外语学习者身份来学习华文华语的学生来说，这个名称已丝毫没有任何一点情感色彩。
就曾有专家学者呼吁当局，考虑把华文B课程外语化，也就是完全以外语的教学方法去教授华文。虽然在情理上，我们很难接受华族学生把华文华语当作外语来学习，但是在如新加坡这般复杂的文化氛围里，这是比较务实且实际的做法。
当然，站在华文教育工作者的立场，我们都希望新加坡华族学生都能把华文华语学好，名正言顺地以华文华语为自己的母语。新加坡无论如何是个华人社会，即使不用华文华语，我们的生活、行为、思考等方面，依然处处反映了华族文化。因此，每个华族学生都有学好华文华语的客观条件。除了定位要清楚以外，教学体制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环节。
前所论及，新加坡华文教学主要以技能教学为主。这样的做法，尤其在小学阶段，或许会出现一些偏差。根据儿童心理学家与脑神经学家的研究发现，一般来说，孩童（大致在10岁以前）的逻辑思维尚处于初开发或未开发阶段。这期间的孩童具有强烈的情感思维，也就是直觉思考。这也就是为什么幼儿教育应偏向情感教学，以强化孩童的感知能力。
专家一般都认为，孩童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这是因为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媒介，对孩童来说，学习语言是基于一种情感需要，所以过于重视理性思维的语文教学，会在很大程度上扼杀这种需要，很容易使学生对学习语文产生一种厌恶感。古人云，“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孩童天生是有强烈求知欲的，其学习语言更是一种天性使然，我们切不可理性地遏制这可贵的本性。
总之，新加坡华文华语的教学与学习定位的复杂性，确实反映了多元社会语文发展的复杂性。但我们必须以事论事、实事求是地钻研、探讨，适当地参考人类智力发展的自然规律与语文学习的心理的研究成果，来检讨我们的华文教学，并以科学的方法将学生分类、定位，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教学方法与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