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达七年马拉松式谈判，覆盖全球人口的44%、全球贸易额的40%、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全球最大自贸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原本有望在第35届亚细安峰会期间顺利完成。但出人意料，在11月4日晚间，莫迪政府却宣布，由于谈判未能解决印度的担忧，印度不加入RCEP。惊愕之余，莫迪政府最后关头选择拒绝加入RCEP的动因值得深思。
第一、已有的自由贸易协定效果不佳，与大部分协议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印度处于自由贸易的“受害方”。
迄今，印度与南亚、亚细安、韩国和日本等国（组织）先后签署了《南亚自由贸易区协定》（SAFTA）、《亚细安—印度自由贸易协定》（AIFTA）、《印度—韩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和《印度—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等四个协定。除SAFTA外，在其他三个协定中，印度均处于巨额贸易逆差态势。
2019年印度与RCEP其他15个成员国中的11个国家出现商品贸易逆差，总计1072.8亿美元（2019年印度商品贸易逆差总额为1840亿美元）。印度34％的进口来自该地区，而印度的出口只有21％进入该地区。RCEP可能会迫使印度在未来15年内，对目前进口到印度的大约90%商品削减关税，这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此外，协定签署国存在违诺和不平等的行为。辛格政府期间（2004年-2014年），印度政府向亚细安国家开放了其市场的74％，而印度尼西亚仅向印度开放了50％的市场。
第二、协议没有很好地反映RCEP的基本精神和商定的指导原则。
导致印度不愿达成协议的问题包括关税基准年、自动触发机制、原产地规则、棘轮债务以及数据本地化等问题。关键问题之一是关税基准年。RCEP协议一旦生效，将导致所有国家降低关税。自2013年开始谈判以来，该协议已提议将降低关税的基准年定为2013年。但是印度希望将适用于降低关税的基准年更改为2019年。这是因为自2014年以来，印度提高了多种商品的关税，因此更倾向于将2019年作为基准税率，以便印度可以征收更高的关税。
关键问题之二是自动触发机制的制度化。为保护本国工业免受拟议的RCEP下调关税后进口激增的影响，印度提出自动触发机制，一旦进口超过给定的限额，将自动增加进口关税，限制进口量。
关键问题之三是原产地规则。印度希望对原产地规则采取严格的规定，它担心某些协议成员国若在商品市场准入方面给予更大的让步，其他国家（如中国）的物品可能以降低关税的方法进入印度。
关键问题之四是棘轮义务。根据棘轮机制，如果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签署贸易协定，该国放宽商品进出口的关税和配额，它就不能再采用这些关税和限制措施。印度希望免除棘轮义务，以便将来为了保护出口商和进口商的利益，可以根据需要采取限制性措施。
关键问题之五是数据本地化。印度希望协议成员国享有保护数据的权利，意味着各国只能在“实现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所必需”或“出于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或国家利益而在该国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共享数据。
第三、冲击国内的制造业和农业，进而使核心选民远离印度人民党。
印度国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基础薄弱，门类不全。莫迪政府担心印度加入RCEP，将会面临中国的制造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乳制品行业的剧烈冲击。印度的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来自农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一旦印度加入RCEP，引发人们对印度被中国商品淹没的担忧，损害印度的“印度制造”“技能印度”和“数字印度”等国家规划。
同时，印度也担心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乳制品进口损害本国的乳制品产业，因为它们提供相对便宜的商品竞争价格。以脱脂奶粉为例，国际市场上的脱脂奶粉价格为每公斤150-160卢比（约2.8元至3元），而印度的价格为280-300卢比。如果允许进口，印度乳制品公司将不得不将脱脂奶粉价格降低一半。这将迫使乳制品公司降低向农民支付的采购价格，生产企业和畜牧业都会受到打击。
印度最近经济的疲软以及莫迪政府增加就业机会的承诺，使得莫迪政府必须考虑就业等问题。这些担忧导致该协议遭到印度工会和农民团体的批评。农业团体已宣布抗议政府加入RCEP的举动。作为受“草根”支持而上台的印度总理，莫迪的支柱就是底层阶级的支持。一旦印度加入RCEP，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农业、制造业等底层阶级赖以生存的行业，莫迪政府必须维护好自己的政治基石、顺应民意趋势，否则将会把这些核心选民推到印度国大党一边。
第四、印度收益较小，丧失管理中国崛起的契机。
印度认为其加入RCEP，最大的受益方是中国，而非印度。中国从RCEP中得到政治、经济等多重好处。其一，获得印度庞大的消费市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艾莉莎·艾尔斯认为，印度加入RCEP无法保证印度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但贸易协定将可以帮助中国打开印度市场，这得益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强大竞争力，以及中国政府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政策补贴。
其二，缓解中国因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压力。中国与亚细安、日本的贸易虽未饱和，但是潜力受限。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中国迫切需要其他大量出口市场，RCEP成员国尤其是印度将成为中国的最佳选择，因此中国积极推动印度加入RCEP。
其三，中国加入RCEP使其更接近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完成战略布局。印度将“向东进”覆盖范围扩展至蒙古、韩国、日本等东亚地区，甚至南太平洋岛国，其中目的之一就是所谓反击中国的“战略包围”。中国加入RCEP，与东南亚、太平洋国家实现经济深度融合，从而实现政治互信、战略互融，这是印度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印度加入RCEP无疑将促进中国实现战略利益，丧失管理中国崛起的契机。
第五、RCEP无法实现印度的主导权和国家利益维护。
RCEP是由亚细安主导的，因此RCEP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亚细安为核心，加之中国在该地区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和控制力，因此RCEP体现出双寡头政治—“中国—亚细安”联合体。虽然印度自1991年提出“向东看”政策（2014年升级为“向东进”），旨在融合东南亚经济以来，双方在此基础上也基本发展了经济、政治和战略关系，但是随着中国力量的南下，以及亚细安不愿意加入遏制中国的阵营中，RCEP的缔结被亚细安视为获得区域影响力的工具，以保持其在推动亚太地区一体化中的中心地位。
印度无法在RCEP机制中发挥领导性作用。莫迪政策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就是“莫迪主义”，即实用主义指导下印度国家利益优先。印度人民党总结的印度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第一条就是“基于开明的国家利益，通过实用主义和互惠互利的关系修正外交范式”。因此，莫迪政府对于RCEP的取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是否互惠平衡和促进国家利益。显然，莫迪政府认为，RCEP没有很好地反映RCEP的基本精神和商定的指导原则，不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
从战术来讲，印度拒绝加入RCEP，“其立场混合了实用主义，捍卫穷人利益的冲动，以及为印度服务业带来好处的努力。印度虽然不回避对各部门的全球竞争开放，但为取得有利于所有国家和所有部门的成果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但战略来讲，印度严重忽视了加入RCEP、融入全球化的关键意义。正如新加坡星展集团经济学家拉迪卡·饶写道：“对调整的早期阶段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面对大量的产品进口挤压和竞争加剧，进而损害出口竞争力。但是，RCEP将有助于改善印度与全球供应链的整合和市场准入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