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8日夜里，柏林墙倒塌，这猛然加快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崩溃。东西德之间不再有通行限制，这给了封闭的苏联社会致命一击。同理，它也标志着开放社会崛起的高峰。
此前10年，我开始参与我所相信的政治慈善事业，到处宣扬开放社会的概念。在这方面，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导师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对我影响至深。波普尔教导我，完美的知识不可得，号称拥有终极真理的极权主义思想，只能通过压迫手段得以存续。
1980年代，我支持苏维埃帝国的异见分子，1984年我在我的祖国匈牙利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为一切非由一党制国家发起的活动提供财务支持。其构想是，通过鼓励非政党活动，人们能够认识到官方教条的谬误，而这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基金会以300万美元的年预算，起到了比文化部还要强大的作用。
我开始醉心于政治慈善，随着苏维埃帝国的崩塌，我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建立了基金会。短短几年，我的年预算从300万美元增加到3亿美元。这便是我的峥嵘岁月。开放社会越来越强大，国际合作成了主导信条。
30年后，情况已大不相同。国际合作遇到了严重的障碍，民族主义变成主导信条。到目前为止，民族主义已被证明比国际主义更加强大、更具破坏性。
这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存在的超级大国，但它没能承担起这一地位所授予的责任。美国更热衷于享受冷战胜利的果实。它没有向举步维艰的前苏联阵营国家伸出援助之手。在这方面，它恪守了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
此时，中国开始了卓越的经济增长之旅，而在美国的支持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成为其推手。最终，中国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
华盛顿共识认为，金融市场有能力纠正自身的过度行为，如果不能，央行可以接管倒闭机构，将它们并入更大的机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
2008年的危机终结了美国无可置疑的全球主导地位，并极大地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崛起。反对开放社会的潮流也再次兴起。开放社会从美国得到的保护总是间接的，有时是不够充分的，但没有美国的保护，让它们极易受到民族主义的威胁。我过了一段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但证据毋庸置疑。开放社会被迫在全球范围内转为守势。
我非常愿意认为，低潮出现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时，但并非如此。开放社会的前景因为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而恶化。人工智能可以产生有利于专制政权，但对开发社会构成致命威胁的社会控制工具。
例如，中国已开始建立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这项工程成功完成，国家将能完全控制市民的活动。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公众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很有吸引力，因为它能为他们提供此前缺少的服务，还承诺打击犯罪，并为公民提供如何避免惹麻烦的指引。
幸运的是，中国有一个阿喀琉斯之踵：它依赖美国为其供应华为和中兴等5G公司所需的微处理器。但不幸的是，特朗普已表明，他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5G也不例外。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他把华为也摆到了谈判桌上：微芯片成了他的谈判筹码。
结果很难预测，因为这取决于众多有待做出的决定。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各种可能性比往常广泛得多，结果则比正常时期还要不确定。我们所能仰仗的只有我们的信念。
我致力于开放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无论结果如何。这就是为基金会工作和从股市赚钱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