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时代的管仲在《管子·小匡》中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意思是知识分子、农民、工匠和商人这四种民众，都是国家的基石。1984年，作为一个人口不多的年轻国家，新加坡借鉴瑞士和瑞典等欧洲国家的经验，引入全面防卫的概念。新加坡当时急须借助国家中的不同力量，以扩大国家的防卫能力。
全面防卫体系包含军事防卫、民事防卫、经济防卫、社会防卫和心理防卫这五大防卫支柱，今年全面防卫日又将“数码防卫”列为第六支柱。管仲“士农工商”中的“商”，与新加坡“全面防卫”中的“经济防卫”，两者都有基石、支柱的含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新加坡目前有14个市镇中心、1万5000家邻里商店、国家环境局辖下的114个小贩中心和数以万计的小贩摊位，构成庞大的经营队伍和消费群体。人力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在《2018年新加坡邻里企业之星奖特刊》的一篇献词中指出：“中小型企业是我国的经济命脉，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雇员人数占我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二，略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在组屋区邻里和市镇中心营业的商家，以及小贩中心和巴刹的摊主，在我国经济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由此可见，中小型企业和邻里商贩已经形成新加坡经济体系中可观的产业链，不只与新加坡人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组屋区居民提供消费方便，更为国家的经济提供稳定剂的作用。
随着国家经济的转型以及市镇中心大型购物中心的兴起，有些邻里商家和小贩摊主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面临生意不佳、营业额下降的压力。在这方面，除了官方组织不时推出各项援助之外，各地区的商联会也起着一定的桥梁作用。积极的商联会会紧密地配合政府的政策，采取策略，协助商家在思维上和实际行动上做出改变，确保商家跟得上国家经济转型的步伐。
商联会与小贩协会在新加坡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1958年，就已经有珍珠百货商场（巴杀）商业联谊会（1970年改名为“珍珠百货商场联合会”）的存在，它们的发展可以说是与新加坡的建国步伐相一致的。商联会是凝聚商家的一股力量，许多商联会的创会宗旨原本只是在于照顾商家利益，但在推动活动的过程中，也会惠及所属社区，与基层组织共同打造温馨邻里。
忠邦城商贩联谊会和金文泰镇商联会，就曾经因为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而先后获得人民协会颁发社区精神奖作为奖励。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二例。今年8月17日，亚历山大村商联会在亚历山大村美食中心颁发红包和款待美食给有需要的弱势人士，这些红包和美食是由美食中心内的三个摊主和附近咖啡店的一个摊主所提供的。这些都是新加坡商贩的温情表现。
在建屋发展局的主导下，义安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学院和工教局中区学院的一些学生，今年与十余个商联会为打造活跃邻里而联办多个亲家庭、亲社区的活动。这些邻里散布在新加坡各个角落，换句话说，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商联会的辛勤灌溉。在年轻学子共同协作的情况下，社区活动的筹划具有新的思维和活力。
新加坡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韩国在这方面亦不遑多让。韩国政府认识到中小企业的重要性，而特别设置了“中小企业部”（Ministry of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该部门辖下的“小型企业与行销服务”（Small Enterprise and Marketing Service，简称SEMAS）成立于2014年，旨在扶持小商人、支援传统市场和购物区，从而促进商务。这个职能类似于韩国商联总会的半官方机构，今年组织考察团到海外交流取经，以开放式的眼光研究发展策略。韩国人爱护本土传统中小企业的心态，可见一斑。
今年9月30日，在出席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主办、新加坡有史以来第一个小贩座谈会的近三百位商贩代表中，好几位是曾经获颁公共服务奖章的商联会或小贩协会代表。这些代表不仅坚守自身的小贩岗位，而且自动自发地、无偿地组织和推动商联会或小贩协会的各种活动。他们之所以会获颁公共服务奖章，得到国家与社会的表扬，基本上与他们所组织和推动的商联会或小贩协会活动无关，而与他们在基层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
商联会或小贩协会的职责，在于组织和推动所属社区的商店和摊贩的活动，使所属社区的商贸景观繁盛。尽管他们造福社区的职责，与基层组织的社会职能相似甚至有所重叠，但由于他们不属于基层组织，所以不在公共服务奖章的配额名单之中。换句话说，代表商联会或小贩协会的小贩摊主之所以会获颁公共服务奖章，归因于他们在基层组织中的长时期服务。
一个小贩，除了要坚守小贩岗位，又要代表商联会或小贩协会组织和推动活动，还要兼顾基层组织的各种活动，与众多官方组织打交道，试想想，这需要多少精力和时间的投入？这样的一种社会责任心，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吗？
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邻里商贩不只是经济防卫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在心理防卫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