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而来的巨大政治资本，需要自己的投入才能转变成自己的，否则碰到棘手课题时，即使可以行使行政权力执行政策，终究可能造成民意的分裂。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弥漫着政治硝烟味，大选的前哨战已经展开。
来届大选是从第三代走向第四代的分水岭，政党之间最近的政治攻防越来越频密，民生、民意、民粹夹杂一起，气氛越来越紧张。
在这个强调照顾每一个人的利益，和个人发言自由的今天，要凝聚共识并不容易，即使是大是大非的课题，也会因为执行的时机和方式，掀起激烈的争论，处理不好也会撕裂社会。
处理大是大非的课题，不论它有多棘手，这是领袖该有的“做对的事”精神，哪怕短期内人们不能接受，至于最终是不是对的，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办法让每个人看清楚，就留给历史去评功过。
两个星期前针对工人党和阿裕尼—后港市镇会官司，在国会上提出的诚信动议、李显龙总理在人民行动党65周年党大会上坦诚谈的民选总统制度中的为了确保少数民族能当选的“保留选举”，这些政治性很强的课题，乃至禁止电动踏板车上人行道、提早宣布消费税会上调、公积金最低存款也会定期调高等民生问题，都是执政党心中的“对的事情”，明知道在政治上会扣分，他们不怕为了长期的是非，短期内付出政治代价。
“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一种领袖气魄，纵观今日世界不少地方的乱局，人们经常因一些无为、无魄力的领袖扼腕，敢于扛起责任，做他们坚信“对的事情”的政治领袖，还是难得的。
任何决定都有短期或长期代价，政治的残酷也使得领袖不得不掂量自己有多少政治资本，才能判断自己能够付出多少政治代价。
执政党在新加坡的长期建设中取得的成绩，累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强大的人民行动党建立了一套精致的政治文化，是新加坡赖以生存的方式。时至今日，任何对手和反对党都不能否认，建国元勋们建立的制度和政治价值观与信念，是值得尊敬和遵循的。
谁真正拥有人民行动党的巨大政治资本？
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目前人民行动党的党领袖们看来是当然的政治资本接手者，而过去曾经在人民行动党旗帜下奋斗，并且是个受欢迎和受尊重的议员陈清木医生，也认为自己曾为人民行动党在选区内打下牢固的政治基础，自然也应该分到这个政党的政治资本。
虽然他已经脱党，但是他个人最大的政治资本，仍然是因为他曾经是人民行动党的议员。因此，他在批评现在的政府时，难免采取“昨是今非”的态度，说“人民行动党变了”。
以“昨是今非”来批评政府，削弱执政党政治资本的也包括未必有意从政的人，比如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其他后人。把执政党过去的政绩和现在区隔，这样可以拉拢一些无法否定过去，但对现任政府信任度下降的人。
用华人的传统政治观念来说，现在的执政党继承了人民行动党65年来的“政统”，但他们能不能承继“道统”呢？
在新加坡这个不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环境里，也可以说：新一代的政治领袖穿上了执政党的白衣白裤，是不是理解和内化了他们继承的精神，更重要的是有没有随着时代需要，做创造性转化？
继承而来的巨大政治资本，需要自己的投入才能转变成自己的，否则碰到棘手课题时，即使可以行使行政权力执行政策，终究可能造成民意的分裂。
在处理电板车禁止在人行道穿行的问题时，因为担心再有人在人行道上被数量越来越多的电板车撞伤，政府急着“做对的事”，即刻禁止人行道上使用电板车，引起连日来电板车送餐员成群到接见选民活动上申诉。这是没把“对的事情”做对的例子。
本文就不谈对这件事情处理的看法，我也相信政府可以调动的资源不只700万元津贴，还有各部门和全国职工总会的援助。我要讨论的是它对“政治资本”的挥霍。
禁令由属于第四代的高级政务部长蓝彬明提出，但是以我们跑新闻的经验判断，这必定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而是由第四代主导的集体决定。从之后几次接见选民活动中，站出来和送餐员对话的部长和议员来看，也可以看出这点。
这次不漂亮的处理，没有预先和用电板车送餐的7000名送餐员沟通，有多少是因为新一代政治领袖已经太习惯执政党背后巨大的政治资本所以掉以轻心？我们无从知道，但是这绝对是一次警惕。
能通过执政党严格选拔标准并愿意站出来为民服务的，都是有一定能力的新加坡人。虽说真正的政治领袖要有“做对的事”的勇气，但不能鲁莽行事，否则被视为权力的傲慢，前人存下的政治资本很快就会用完。碰到真正大是大非之事时，就没有底气再领导大家了。
上面说的是执政党，其实反对党也一样。几十年来詹时中和刘程强都累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经过那么多年的内忧外患，詹先生的政治资本在他正式退下后，已无以为继。
刘程强虽已退出第一线，还有很厚实的政治基础，后人也不是可以拿来就用的。这次的官司和诚信课题还没有结束，下来怎么处理关乎一个重要反对党领袖的政治资产，也将是我国政治历史重要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