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香港抗争运动中，愤怒青年的形象被放大，但愤怒公民这样的角色绝对不只存在于香港。
“生活在这座最有教养的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在亲历一场现实的教训：我们所谓之文明的脆弱性。这片土地坠入了部落主义，成了可耻暴力行为的场所。”
随着香港再次因大规模暴力抗议陷入停顿，过去几天伦敦《金融时报》一篇题为《香港事态揭露文明脆弱性》的评论引起不少关注。如题目所点出，文章最主要想表达的是，暴力旋涡非常轻易形成，而在香港秩序崩塌的过程中，有一件事令作者感到特别震惊，即一般民众原来愿意容忍以前他们所不可想象的行为，示威者野蛮的行径随时可以被常规化。
作者在文章结语中更强调，如果这种崩溃可以在香港发生，那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
五个月来，香港的暴力不断升级，电视画面上港警向示威者开枪、市民被纵火的一幕幕惊悚画面，让人看了极度不安。这场抗议活动从一开始为民众发泄不满的表现，到如今已陷入某种“暴力狂欢”场面。如果说当前的香港成了一个愤怒的社会的最佳写照，应该不为过。香港乱局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当民众愤懑不受控制时，可导致的严重后果。
其实，愤怒本是人类原始情感的迸发，对于社会学者来说，若要捕捉与洞悉人类行为的动力，也许除了恐惧外，愤怒在社会现实中的运作应是他们最感兴趣的。
这次香港抗争运动中，愤怒青年的形象被放大，但愤怒公民这样的角色绝对不只存在于香港。每一个社会总有它群情激愤的时刻，差别只在于这股情绪是否找到正确的发泄渠道，或是否每次能在它欲狂烧前即时将之扑灭。
我们目前所处于的这个世界，似乎变得愈发愤怒。美国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在140多个国家展开民调后就发现，在过去一年里，人们的悲伤、愤怒和恐惧情绪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媒体与学界也开始尝试解析美国民众前所未有的愤怒：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是在什么样的刺激下，变成了“愤怒的大多数”？
而世界“怒气值”的飙高，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处于微妙政治过渡期的社会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现象。
最近参加在耶鲁—国大学院举行的一场研讨会，活动主题与行动主义有关，出席者好些是公民社会中的活跃分子，也有环保组织、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群体（简称LGBT）的青年领袖，以及艺术家与剧场代表等。但谈及“新加坡式抗争”时，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把视角转向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近来出现在议员接见选民活动上的一批批“绿衣人”。
考虑到意外一再发生，政府宣布本月初电动踏板车禁止在人行道上使用；但这道突如其来的禁令，也严重冲击约7000名依赖电板车的送餐员的生计。过去一个多星期，这些多数穿着送餐业者绿色制服的送餐员纷纷求见议员。即便政府早前已宣布给予700万元津贴，协助他们改用其他代步工具，这些“上访”议员的送餐员仍在众多对话会与接受媒体访问时，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希望当局收回电板车禁令。
每当接触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表时，谈及社会动员，他们总对新加坡人的无动于衷与缺乏行动力感到无奈。因此，这次在活动上送餐员成为话题，多少因为这个群体表现出，当新加坡人的切身利益受到影响时，他们也会以愤怒的姿态勇敢“问政”，在公开的场合表达诉求，维护自己的权益。
有研讨会出席者就指出，这些送餐员不会把自己当成是“行动主义者”（activist），但他们的一言一行却就是行动主义的表现。采访对话会的交通线同事也告诉我，此次送餐员会出现在全岛各地不同的接见选民活动上，并不是有组织的行动，他们没有幕后领袖，也没有任何机构在背后撑腰。虽然如此，他们透过聊天应用Telegram的群组沟通，互传集合地点与时间的信息，这也恰恰是新时代公民组织所熟悉的群众动员方式。
此次政府在电动踏板车安全问题上的处理所掀起的涟漪不小。即便认同在基础设施未完善前，应该为避免严重意外再发生而坚持落实禁令，我同时也敬佩送餐员勇于为自己发声的精神。
此次电板车送餐员的请愿活动中，议员和政府成了方便的“泄愤”目标，但在很大程度上，送餐服务业者也应该展现更大的担当，但他们却几乎缺席这些对话。这也间接揭露更深层的问题：零工劳动者往往缺乏保障，共享经济中配送平台业者与送餐员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劳务关系。
下来工会将成立送餐员协会，这也算是此次送餐员因直接行动而争取到的权益之一。在新加坡的政治语境里，我们过去更熟悉的是“恐惧的氛围”，一般公民因为害怕，会觉得自己在政治领域里什么事都不能做。但如今领导新加坡的下一代领导人，可能得培养一种新的政治嗅觉，去了解人民在什么情况下会因愤怒而行动，并且学习如何有效疏导这股怒气，而不是在对方因愤怒而理直气壮时，就怯场或乱了阵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