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为了探讨社会不平等课题，走入租赁组屋做家访。当时发现一个现象，不少租赁组屋单位门口，都摆着送餐用的电动踏板车。愿意和记者聊天的18户低收入家庭中，大约有两成家庭的一家之主是送餐员。
当时，一名家庭主妇伊达告诉我，她的丈夫教育水平不高，从前都是打零工。后来找到送餐员这份工作，一年来月入维持在2000多元，一家四口因此得以过活，不必每月太过为钱烦恼。这笔收入对一些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并不多，但伊达却十分满足。对于丈夫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她言语中带着些许的自豪。
交通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蓝彬明医生11月4日在国会宣布，电板车在所有行人道上禁止使用；禁令隔天生效，执法宽限期于年底截止。突如其来的禁令，直接冲击约7000名使用电板车送餐的送餐员。听闻这个消息，我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就是伊达家门口那台挂着送餐箱的电板车。
禁令实施后，人行道安全性这一交通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政府现在面对的，是它所泛起的涟漪。禁止个人代步工具不只是个交通课题，也牵动了贫富悬殊和社会阶级这个日益尖锐的社会课题。
伊达的故事绝不是孤例。当送餐员的门槛较低，回报还可以；使用电板车无须花钱考执照，相较于脚踏车速度更快、送餐趟次更多，因此是许多低学历者赖以为生的工具。电板车开启了一个新兴行业，为一部分教育水平较低者带来曙光；但短短两三年内，这个希望却化为乌有。这群人心情上的波澜，可想而知。
在国会讨论中，大多数议员都聚焦于人行道的安全性和当局的执法力度，只有两名议员关注送餐员的生计问题。蓝彬明回复询问时说：“陆路交通管理局会同送餐公司合作，尽量允许更多人改用电单车或脚踏车”。尽管他强调，当局必要时将协助受影响的送餐员另找工作，但这并不足以消除送餐员心中的忧虑。
禁令发布后，一批接一批的送餐员，到全岛各处的接见选民活动向议员请愿。一些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情绪激动，一名40岁的董姓送餐员认为，发布禁令是“搞定了多数，但少数的群体也会不高兴”。这句话颇耐人寻味，它反映了不少送餐员的心声；这个群体认为自己是整起事件中被牺牲的“少数人”。
禁令引发的不满持续发酵，陆交局8日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发放津贴，协助送餐员把电板车折旧换新，改用其他代步工具，以便继续送餐。当局也重申，会协助想转换跑道的送餐员寻找新工作。
姑且不论新措施成效有多大，政府愿意召开记者会表达对送餐员的关注，相信对一些送餐员而言，已经是个重要的定心丸。不过，这个迟来的宣布，仍激起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政府为什么不更早宣布措施？当局在发布禁令前，是否全面考虑了送餐员的处境？
目前还没有数据，来统计受影响的送餐员中，有多少是来自低收入家庭或面对就业的问题。数据的缺失，或许就显示了我们对禁令的影响，缺乏更深度的考量和评估。禁令主要被视为交通问题，其中社会层面的问题，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这次的事件，换来一个重要教训；不要等人落水后，再送上救生圈。这群陷入彷徨的少数人，有可能在过程中，消磨了对政府的信心与信任。它也错误地释放了一个信息：少数人必须更使劲地为自己发声，才能维护自身利益。在往后的政策规划中，政府应更全面地把握政策的涉及面，并且更谨慎地避免社会上的少数人感到被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