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者为什么要把孩子当工具和武器，绑上政治战车？在本质上，这种行为与中世纪利用童子军无异，甚至更糟。因而，我是否可以像鲁迅那样质问：这些人居心何在？难道反修例者想为香港培养红卫兵？难道他们真不知道大陆的红卫兵后遗症？而所有热爱香港，希望香港和平稳定繁荣的人士，难道希望在香港种下红卫兵的种子？
持续数月的香港乱局，尚无消停迹象。近日，在成都，我和一个香港问题专家就香港局势作了交流。我们谈到一个现象，香港部分未成年人尤其是学生上街，加入了反修例。
而最新消息表明，“香港反修例示威持续四个月，警方至今共拘捕2379人，其中750人为18岁以下，104人更是16岁以下，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对此表示震惊与痛心，并劝喻年轻人勿参与非法暴力行为”。被拘捕者中18岁以下占了三分之一，这是一个非常不好且后遗症很大的现象，它反映出反修例事件越来越不理性。
允许和鼓动未成年人上街是非理性的
鲁迅曾提醒青年，在社会抗争中，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不要因自己的无知与热情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孙伏园：《五四运动中的鲁迅》）。3.18惨案后，鲁迅在《空谈》中借陈源的话，“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
1928年，胡适在《五四运动纪念》中也认为，“年青学生，身体尚未发育完全，学问尚无根底，意志尚未成熟，干预政治，每易走入歧途，故以脱离政治运动为妙”。
香港成年公民的诉求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无论其诉求是否合理，都不能允许和鼓动未成年人尤其是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虽然香港是法治社会，社会抗争的风险小了很多，但这不是纵容、允许和鼓动未成年人游行示威的合理理由。
一个政治行为至少要考量两个方面：第一，参与者应该评估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这需要理性：第二，参与者须评估自己行为的风险，这也需要理性。因此，理性是政治行为的前置条件，也是民主的前置条件。没有理性的民主，就会沦为民粹政治或群氓政治。雅典公民大会处死苏格拉底就是民粹政治的经典案例。
未成年人有理性吗？不可否认，有些未成年人比成年人还理性，但这只是个例。在大规模、重复性公共活动中，社会不可能为甄别每个参与者的理性程度而支付巨大成本。并且，无论就纵向比较（未成年阶段与成年阶段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成年人通常都比未成年人更有理性。
为了降低政治运行成本，现代法律采取简化手段，以年龄为主要依据，区分了完全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未成年人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其实就是被认为是理性不够成熟的人。法律通常不赋予未成年人某些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因此，纵容、允许或鼓动未成年人参与政治游行和示威，是非常不理性和不负责任的。说不客气点，这种行为近乎于中世纪利用童子军作战，当时人们以为孩子比大人更纯洁，更能得到上帝的保佑。两者都是非理性、不负责任地利用孩子（未成年人）。差异在于，可为童子军辩护的理由是，当时人们的理性更弱；可指责的是，童子军危险更大。可为香港反修例者辩护的是，未成年人游行示威的危险更小；可指责的是，现代社会理性应该有进步。
是否因为未成年人参加政治游行和示威的风险较小，就可以把他们当做工具和武器呢？不能。民主不能被滥用，不能没有理性。我认为，现代国家应该明确禁止未成年人参与某些政治活动，除了选举与被选举，还应包括游行、示威、集会等。这不是针对香港，而是针对所有国家。
甚至，还可在联合国公约层面限制未成年人参与某些政治活动如游行、示威、集会等。这在本质上不是对未成年人的限制，而是对他们的保护。如果某些国家允许未成年人参加政治游行、示威、集会等，就是非理性和不负责任的。鉴于理性是政治行为的前置条件，在当代，不论哪个国家和地区，纵容、允许甚至鼓动未成年人参与政治游行和示威，都比中世纪利用童子军更不理性。
不论反修例及其他政治诉求是否正当，都是成年人的游戏，都没有任何理由纵容、允许甚至鼓动未成年人参与游行示威，以要挟对方。大人怎么玩，是大人的事，但有些事情是不能让孩子参与的。在美国，连电影都要分级，有些电影是禁止孩子观看的，某些反修例者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抗争要讲伦理，手段须有底线。
反修例者为什么要把孩子当工具和武器，绑上政治战车？在本质上，这种行为与中世纪利用童子军无异，甚至更糟。因而，我是否可以像鲁迅那样质问：这些人居心何在？难道反修例者想为香港培养红卫兵？难道他们真不知道大陆的红卫兵后遗症？而所有热爱香港，希望香港和平稳定繁荣的人士，难道希望在香港种下红卫兵的种子？
“和理非非”是否依然
不管反修例者的目的是否正当，但他们宣称的“和理非非”手段（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我是欣赏的。因为目的再正当也要择手段，不能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如果考虑理性的前置重要性，改为“理和非非”，更佳。另外，“和平”就蕴含非暴力，因而省略为“理和非”更优。
香港是非常民主、法治和文明的社会，理性应该比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更发达。但是，反修例者是否真正践行了他们的“和理非非”承诺呢？对反修例事件的诸多细节，我并不了解。而当得知一些未成年人包括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后，我就断定，反修例事件已经严重偏离理性和负责轨道。
我很意外和吃惊，进而悲哀，为某些香港人和团体包括学校、老师和家长的非理性和不负责任感到悲哀，难道他们的文明倒退得如此之快？我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要纵容、允许甚至鼓动未成年人尤其是学生上街游行和示威？如上所言，不论目的是否正当，都没有任何理由把孩子当工具和武器，绑上政治战车。
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一旦陷入非理性，和平就很难保证，暴力就很难避免，责任就很难担当，抗争也就难守伦理。在此，我既想提醒反修例者反省：“我们的行为是否违背了‘和理非非’承诺？”同时，我也想提醒其他人士：为了香港的大局与未来，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和生存环境，对于偏离理性轨道的行为，该做些什么？
香港乱局必是俱败俱伤
香港乱局在持续，这种局面究竟对谁有好处？
9月初，港府作出让步，正式撤回修例。但反修例者要求满足其五个条件。五个条件的正当性如何，暂不评论。笔者想说，民主政治也好，人际交往也罢，都需要一定的妥协。再正当的目标，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同世界，儒家为之奋斗两千多年，却未见踪迹。美国的民主制度，历经200余年也不敢说完善，否则今天美国哪来这么多问题。美国的黑人选举权、种族平等，都历经良久才得以实现。
顺着想，大家都可能会这样思考，“应该怎么做，我们就会更好”。这种思维总是设想怎样做会使自己未来的状况比现在更好，而不是避免未来比现在更糟。这种思维假定的是，自己不让步，对方让步。但是，现实生活没有这么简单，很难有单方面让步。在一切和平博弈中，都必须考虑对方的底线。如果越过对方的底线，暴力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如果各方不希望陷入暴力、冲突甚至毁灭，就需要各方都作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甚至调整底线。在政治中，一步登天的想法，或者有政治幼稚病，或者居心叵测，想裹挟他人实现自己的企图。后者之典型，如苏联式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给苏联等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殷鉴不远。
因此，更加理性和共赢的思维应该是这样的：“现实局面持续，互不让步，对谁有好处？”也就是说，当让自己单方面状况变得更好在短期内很难甚至不可能时，就应该考虑退让一步，避免状况变得更坏，这才是理性和现实主义的考量。可以肯定，香港乱局的持续，对所有希望香港美好的人和团体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第一，如果香港乱局持续，经济备受打击，房价肯定大降，所以，香港乱局对房地产商等资本家只有坏处。第二，如果香港乱局持续，社会秩序混乱，对所有市民都只有坏处。第三，如果香港乱局持续，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对资本家和所有市民也都只有坏处。第四，如果香港乱局持续，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发展只有坏处。上述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香港乱局持续对谁有好处呢？那些想发“国难财”的极少数中国人和势力；那些想趁火打劫的外国人和势力；那些想借香港乱局来牵制中国，阻碍中国发展强大的势力。而对某些反修例人士，我不想怀疑他们的善良动机和目标，但怀疑他们的做法及其效果是否与他们的目标南辕北辙，最后不但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还损害他们自己和香港的利益与未来，损害中华民族的利益与未来。
我估摸，某些反修例者试图采取玉石俱焚、俱败俱伤的策略，来逼港府和北京。的确，北京不但不希望香港自由港、国际港的地位受损，这对香港经济和大陆经济都没有好处，而且，北京对香港经济一直多有支持。但是，大陆有一个习惯，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通常会选择政治利益。虽然香港乱局持续下去，对大陆、对中华民族都有害，但受损最大的，是香港。
反修例者的俱败俱伤策略，从质上看，的确是俱败俱伤，但从量上看，香港受损最大。明白此理，即便背后有各方势力博弈，理性负责的香港市民便可不受怂恿和鼓动。
没有什么行为天经地义。无论什么行为，当然包括抗争，如果它导致俱败俱伤结局，那它一定是反伦理或不正义的。
同时，如果一个可预见的结局是俱败俱伤，里面一定有许多蠢人、恶人和懦人。懦人包括不敢担当责任的领导和普通人。
因此，在港府作出让步之后，其他力量是否也该作出让步？即便对于反修例者，在港府作出让步后，香港的制度状态至少并没有比提请修例前更糟糕。
于是，李嘉诚在报上刊登的“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便可获得更合理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