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因为无穷的欲望而不完美，但是追求完美却又是生命的某种内在渴望。涅槃、天堂和三代之治这些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这种内在矛盾。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早前在一场有关族群课题的对话会上发言时，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词汇。他在强调处理族群矛盾的困难时说：“我们还远没有抵达超越种族的涅槃。”
“涅槃”是佛教用语，大致指无为、自在、不生不灭等意思，也形容一种圆满而寂静的完美状态。无独有偶，在当下英美世界的政治冲突里，另一个意思相近、带有宗教意涵的政治词汇也越来越常见：“乌托邦”。有论者认为，英美政治的两极化，跟激进势力追求现世的乌托邦不无关系。
这种乌托邦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平等主义，要求消除现实世界的种种差异，包括贫富的差异、身份的差异、种族的差异，乃至性别的差异。在这些极端的信徒眼中，为了实现乌托邦，任何手段都是被允许的，哪怕这些手段破坏和摧毁历史传统与现世伦常。
一些思想史学者指出，乌托邦思潮的兴起和普及，与基督教信仰在欧洲的式微几乎是同步的现象。然而当中最大的不同，当然是基督教的天堂属于来世，但乌托邦却是企图在不完美的现世实现完美的人间天堂。最具代表性的乌托邦思想，莫过于马克思所弘扬的共产主义；而其在各国实践的结果，无不是哀鸿遍野、血流成河。20世纪的人类史，有很大部分是追求乌托邦不成的悲惨记录。
就算是宗教色彩相对不浓的传统中国，强调“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政治，也不乏“三代之治”的理想国图像。这成为历朝历代一些理想主义者奋斗的目标，以及任何借由变法来推动政治革新或权力斗争的借口。最著名的例子是汉朝的王莽改制，最终他篡了刘氏的帝位建立新朝，但也跟所有追求乌托邦者的下场一样，因为走向极端而身败名裂，不得善终。
人性因为无穷的欲望而不完美，但是追求完美却又是生命的某种内在渴望。涅槃、天堂和三代之治这些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这种内在矛盾，让人有了追求的方向，让生命在追求的过程中产生意义而有所安顿。这是所谓的超越一己的宗教情怀。这样的情怀在宗教领域内或较易恰如其分，可是一旦失去了这个分寸，就很容易异化为激进的乌托邦运动。
乌托邦思潮的崛起，也跟传统文化的崩解有关。这一经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过，如今也发生在西方世界。基于千年基督教传统的欧美社会，如今已经世俗化。2016年公布的宗教调查发现，38%的欧洲人没有宗教信仰，其中法国人高达58%、英国人54%。美国的白人新教徒也从1976年的占人口81%，下降到2017年的43%；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比率在年轻人当中显著上升。
尚穆根所描述的“超越种族的涅槃”，其实就是指这种要在人世间实现天堂的乌托邦运动的某个面向。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际，出现了“历史终结说”，就把胜利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体，想象为不再变动的涅槃状态一样。这种企图在宗教的天堂被自然科学知识瓦解后，于人世寻找乌托邦替代品的政治冲动，如今又以不同且更为激进的面貌出现。
当下流行的乌托邦政治运动的核心实质是身份认同政治，借由身份认同去界定人的存在意义，种族身份是一个支流，另一大支流，也是最激进的，莫过于性别身份认同，在英文中简称为LGBTQ，即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和对其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
运动打出多元性（diversity）、包容性（inclusion）和均等性（equity）的动人口号，任何潜在的歧视，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均视为滔天大罪。因为运动要建立一个不存在歧视和差别的乌托邦，而且犹如天堂般神圣纯洁，不容置疑，所有质疑者因此都被归类为不共戴天的异教徒。
当宗教式微，人们把政治当做替代品，视为获取生命意义的来源，极端化和激进化就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这使得强调妥协精神的英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因而陷入难以取得共识的瘫痪状态，英美的政治危机也因此越来越险峻。美国民主党要弹劾总统特朗普、英国的最高法院判定首相约翰逊让国会休会一个多月的决定违法，香港追求普选的青年越来越暴力的违法乱纪，以为选举就能解决香港的问题，背后都不无乌托邦极端主义的幽灵在作祟。
最新的乌托邦运动，则是所谓“深绿”的激进环保运动，其代言人、瑞典16岁女学生通贝里号召学生罢课，抗议政府不作为，被西方传媒打造为环保英雄，被西方政界奉为上宾，一些环保分子甚至把她当做教主那样来崇拜。激进环保运动最直接的结果，是让很多绝望的年轻人放弃生育，因为他们相信破坏环境是人类的原罪。按这个逻辑，人类灭绝了，地球才有希望。这当然是荒谬的，却具体地反映了乌托邦思维的可怕。
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表达的是对乱世的厌倦而向往怡然自乐、与世无争的世界，跟乌托邦要在人间实现天堂毕竟还有所不同。当前我们恐怕已经进入了乱世，然应对之道，却不应该是去追寻“不足为外人道”的世外桃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