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极右首相”的安倍晋三，在对华、对韩、对朝鲜和对俄外交上皆全军覆没，乏善可陈，说明他成功实现三任首相（共九年，2021年止）及战后最“长命”首相（最长在位日数为2886日，今年11月20日，他会刷新该纪录）的“丰功伟绩”，都是虚无飘渺和毫无意义的，对1亿3000万的日本人来说，如此“政绩”，也是可悲的。
尤其可悲的是，安倍不动声色地管制言论，使日本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面临空前的危机，正如战前那样，日本人似乎有口难言，个个变成唯唯诺诺的Yes-man。
在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日本也跟其他国家一样，到处出现街头演讲式的群众大会，其中最吸睛的是年轻演员山本太郎创立的新党“令和新撰组”的演出，场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奇是奇在尽管他批判安倍的演讲那么受欢迎，号召力空前之大，场面不输香港反修例示威，但日本所有电视台竟出奇地一律加以无视，只字不提，反而对香港示威幸灾乐祸地大肆报道。
例如立场较中立的TBS电视台的《News 23》新闻节目，选前竟只字不提，当选举结束，安倍奏凯后，他们才从容不迫地播放山本的过时竞选活动情景和评论，还大言不惭地为不能在选前播放而辩解和道歉。为何无视观众的需求，不敢及时报道，或自我约束，对大权在握的为政者安倍有所惧怕呢？
日本是一个讴歌言论自由的先进国家，何况是竞选时的公开演讲，更无须保密或害怕。据说，这种自我约束，是前所未有的怪现象，媒体承受的巨大压力是来自平素热衷于管制媒体的安倍本人，同时也存在着来自电视台等媒体的后台老板——广告刊户的有形无形压力，它们大多思想保守、亲政府又亲安倍，一直扮演着帮凶角色。
执政自民党虽然告捷，但议员人数仍不足以修宪。不过，假如能再拉拢数名在野党方面的“政治青蛙”跳槽，便能轻易实现在国会讨论修改和平宪法，以加强日本军事角色的问题。这一逆历史潮流的现象也提醒日本人，他们已重蹈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恣意管制言论的覆辙，国家与个人安全均受威胁。
70余年前，日本对外侵略时，日本情报局和特别高等警察采取主导（内政部长也发出扰乱安宁秩序之类的法令大加管制），施行什么出版法令、新闻纸法令和国家总动员法令等，巧妙地控制舆论和民心，暗中鼓励国民支持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为非作歹，结果也间接加重了他们自己的战争责任。
另一方面，为了建立被称为“国防国家体制”的国家总力战体制，政界又出现一个所谓“大政翼赞会”的政治体制，以消除政府（国务）与军部（统帅）间的矛盾及支配层内部的对立，激发国民主动地对战争提供合作，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等人成立了大政翼赞会，近卫还兼任总裁。其结果是，日本人皆盲目地支持政府对外侵略。可见举国上下一致支持政客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危险的。同理可证，今天日本人盲目支持安倍，安倍又手段高明地控制了他们，显然是一大不幸。
战后，在美国人的精心安排下，日本人的言论自由才获得保证，但也是有限度的，有关对皇室和某宗教团体的批判仍属禁忌（前者被喻为“菊花禁忌”；后者为“白鹤禁忌”），历史教科书必须接受检定才能出版，并非百分之百自由民主。可现在，安倍却如法炮制，在舆论方面下手；当有人在他的群众大会高喊No，喝倒彩，也会被警察强行拉走。
最奇怪的是，日本舆论对他几乎有所顾虑，特别客气，形成一个“安倍禁忌”，问题是日本国民，依然如战前的父祖辈一样驯服和听话，心甘情愿上钩被利用，再次肩负另一个重大的“战争责任”。换言之，历史正在重演，而作为战争受害者，我们本身同样也应负起批判安倍的所作所为的责任，免得再一次后悔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