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巫老师囚囊中的诗哲，也曾鼓舞着他：尽管国破，山河仍在，春天来了，在颓垣败瓦的沙砾底下，倔强的草木依然抽芽，滋长！
高龄99岁的翻译家暨英美文学教授巫宁坤在美国逝世，终身成就除了桃李满门之外，就是从1993年开始，先后以英文和中文，完成《一滴泪——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一书，成为见证中国知识分子劳改营生活的经典之作。
当然，巫先生的高寿，也引起人们莫大的好奇：从1950年代“反右”运动，到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整肃和批斗从不缺席，他怎么熬得过这饥寒交迫、九死一生的将近30年，且又不像其他千千万万受难的知识人，以自尽结束精神上无休止的污辱？
答案恐怕是：默默坚守的宗教信仰，以及铿锵唤起生命光辉的文学作品。
《一滴泪》记述，1958年，作者被流放到北大荒兴凯劳改农场，身边带着一本杜甫诗选。难友小邓曾在北京师大受教于作家沈从文，囚囊中带有几本沈公著作。每逢“大礼拜”，小邓便与巫到小兴凯湖畔，找个偏僻的角落，朗读一些彼此都喜欢的章节，特别是那些有“水气”的段落。
在一本又破又黑的《边城》中，读到贵生在沟边磨他那把镰刀的快乐，两名“囚犯”也因此快乐起来。百读不厌的一段，是：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点人生……山头一抹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拉船人和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
巫宁坤说，“风雪北大荒，我更爱《边城》了。”终于明白，初出茅庐之际，在昆明西南联大请教过的这位有浓重湘西口音的中文系教授——沈从文，他那朴实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动人。在回忆文集《孤琴》中，巫以深情的文字，悼念曾在1979年春回京办理“平反”手续拜会过的沈老师和师母；也缅怀了曾把“沈伯伯”的信，一字一句读给受苦受难的妻子与三个小儿女听的时刻。
范玮丽是上世纪80年代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英文专业研究生，曾得巫宁坤协助出国留学，一圆她的“美国梦”。2016年3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中文网上，撰文回忆巫老师。
她说，巫先生除了苦难经历外，就是传说中的严厉——甚至有学生在校园里躲着他。老师第一堂课，给学生朗读的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追忆似水年华》英文版段落，也让她不以为然。“但巫先生抑扬顿挫的语调，时起时落的手势，读到精彩处忘情的眉飞色舞，却让我至今难忘。”
“当时我还没有摆脱中国教育对文艺作品分析模式的影响，对普鲁斯特大量诉诸感官的细节描写感到琐碎和无意义……”她回忆。“但正是巫先生的课让我慢慢学会了抛开政治挂帅，弃绝从历史背景、阶级分析、社会意义等方面赏析文学作品的传统套路。”
范玮丽很肯定：“以文本为中心的细读拓宽了我的文学视野，为我打开了一片赏析文学作品的新天地。”
最令巫宁坤本人津津乐道的，就莫过于他与美国小说家费兹杰罗（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的因缘了。尤其是费氏写于1925年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原版封面上的红唇绿酒图形，让他背了“腐蚀新中国青年”“极右派”黑锅几近30年；到了文革结束，回北京任教的80年代，却突然接到《世界文学》月刊编辑来信，嘱他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
“莫不是命运的嘲弄，还是费兹杰罗显灵，责成我为他‘平反’，还他一个公道？”巫宁坤在《孤琴》的一篇文章中这么说。
其实早在1971年，小说已有台湾乔志高的中译，称为《大亨小传》。1974年好莱坞拍成电影，由罗拔列福演主角盖茨比——出身普通农家，后在纽约以私酒致富的一位复员军官，故事述说他对爱情、友情，对正义的执着。1998年，纽约文学出版界重镇蓝灯书屋遴选20世纪小说100强，高踞榜首的是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的“巨著”《尤里西斯》，第二名就是这“中短篇”的《盖茨比》。
巫宁坤经历特殊，故能清晰地指认本书写的不仅是“美国梦”幻灭的悲哀——它也写了“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的顽强生命力，“盖茨比虽九死而不悔的追求就是它最好的印证。”
巫译的本书结尾，是“叙述人”尼克的话：“盖茨比信奉（与旧爱重逢的码头）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接着，定居美国的巫宁坤和夫人，在马里兰州一座小教堂做完弥撒，赫然发现教堂后的墓园中埋着“美国最优秀的作家”费兹杰罗，碑石上镌刻着本书的最后一句话：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别忘了，巫老师囚囊中的诗哲，也曾鼓舞着他：尽管国破，山河仍在，春天来了，在颓垣败瓦的沙砾底下，倔强的草木依然抽芽，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