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小长假读了一本有意思的书。书名“China Tripping”很难有贴切的中文翻译，因为“tripping”这个英文词语带三关，既有旅行的含义，也有绊倒的意思，作为俚语来理解时，还有吃了迷幻药感觉飘飘然的意思。
该书的编辑用汉字“悟”来表达书的主题——研究中国的美国人在访华期间，对中国、对自己的偏见的领悟。这里就姑且把此书称为《悟》。《悟》收录了30多名美国学者与中国人互动的自述短文，每篇短文讲述一次互动的经验，以及有关互动给作者带来的触动和反思。
例如《悟》的编辑之一，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写道，他1973年第一次访华时，买了一把高粱草扫把要送给母亲，因为他认为扫把象征劳动者的尊严，在农场长大的母亲和左派知识分子的父亲肯定懂得欣赏，甚至会挂在客厅墙上。可是这却让陪同的中国导游急了，不理解他为什么以扫把而不是丝绸或玉雕来代表中国。林培瑞意识到，导游可能误会他看轻中国。在他原来简单的想象中，中国是一个尊崇劳动者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导游的反应却使他了解到，现实情况复杂得多。
中共建国不久后，中国大陆逐渐从世界舞台抽离，与美国也不再有外交关系，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才等到走进中国调研学习的机会。林培瑞说，他们那批研究中国的美国学生，当年有理想主义左派思想，反对美国发起越战。他当年对社会主义中国抱有很大的期望，认为中国模式可以解决世界的问题。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美国精英对中国模式的各种批评和不理解，也经常看到中国官媒把美国精英刻划为居心叵测、计算着如何遏制中国的群体。这本书提醒了我们，早期的左派美国学者曾经对中国充满美好的幻想。幻想为何经不起实地调研的检验，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悟》的另一名编辑、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与中国研究杰出教授毕克伟（Paul Pickowicz）1971年首次访华时，把脏臭袜子和内衣裤交给酒店里碰见的几名女士，请她们帮忙洗。尴尬的是，她们不是酒店服务员，而是来自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女革命家。
毕克伟在音频里反思，访华不只让他更认识中国，也让他更认识自己，检视自己认知的局限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在这些难堪的瞬间，自以为很懂中国的美国学者被绊倒了。但每一次的绊倒，让他们对真实的中国又多了一分了解。
《悟》也收录美国人与中国人跨国界、跨文化友谊的许多故事。例如美国企业克瑞（Crane）前总裁高杰（Geoffrey Ziebart）1980年代在上海念书时，与一起练散打的一群中国年轻人成为了好朋友，经常在练习后一起到附近饭馆吃饭。多年后他在中国与这群好友相聚时，对方告诉他一段往事：他们为庆祝散打小组结业而在饭馆最后一次吃饭时，高杰被隔桌的人侮辱了，他自己没发现，但朋友们都听在心里，几天后回到饭馆把那群人揍了一顿，就因为把高杰当成了“兄弟”。高杰很是感动，当下同意隔天以“兄弟”身份参加好友的婚礼，为他喝下向13桌客人敬酒的茅台。
中国官方向来重视“说好中国故事”，宣传机器更是为迎接国庆而铆足了劲，例如《人民日报》近日推出的“某某省24小时”系列微视频，制作水平绝对一流。但对外国人来说，最能让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产生好感的，可能不是华丽的宣传内容，而是在与普通民众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中国人的可爱、善良和智慧，意识到并放弃自己曾经的偏见。
在中美官方层面的大外交不时针锋相对的背景下，民间的小外交可以为维系和稳定双边关系作重要贡献。希望中国能更多地让外国人走进中国各地，自由接触和结识中国人，让更多好的中国故事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诞生、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