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乱局中，有一个现象尤为突出，令人担忧。
围绕同一件事情，各方根据自己的立场，去搜集和宣传有利于自己的信息，甚至不惜传播假新闻。所以，有时候，从中国、香港本地、台湾和海外获得的信息，彼此大相径庭。
华语地区如此，西方社会这种现象也在增多。
前一阵，中国大连一起男子酒后暴打陌路女子的监控视频，被荷兰和法国的两个右翼推特用户“演绎”成“难民攻击欧洲女子”的事件；去年年底，一张传播甚广的“凯旋门前大火熊熊燃烧”的照片，也用虚假的方式报道了现实社会的冲突（“黄背心运动”）。
当传播假新闻、散布歧视和仇恨变得司空见惯，那么，社会离骚动和暴力也就不远了。
德国黑森州北部的卡塞尔（Kassel）地区行政长官吕布克（Walter Lubcke）6月初在家里遭一名极端右翼分子枪击身亡，便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许多人希望他死，直到有人真的扣动了扳机”
这一恶性事件的直接起因可以追溯到2015年的欧洲“难民潮”。默克尔打开国门，接纳数以百万的难民，最后导致德国社会的分裂。
有人称赞她的人道之举，认为默是“自由世界的最后捍卫者”；有人则指责她的决定扰乱了现行的德国和欧盟法规，严重低估了一个社会对外来移民的承受能力，助长了极右思潮的泛滥；在极右势力眼里，默克尔更被视为德意志的“叛徒”
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卡塞尔地区行政长官的吕布克在自己的辖区内巡回讲演，宣传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在一次集会中，他的演讲受到在场的极右分子的起哄、干扰和辱骂。
对此，吕布克说了以下这段话：“谁想在我们这个国家生活，就必须捍卫这个国家的价值观，谁不这么做，谁不认同这个价值观，可以随时离开这个国家。这是每个德国人的自由。”
在默克尔倡导的“欢迎文化”在德国社会产生意见分歧的大背景下，吕布克的这番话或许容易引起“歧义”。他自己事后也做出了补充，说他当时只针对那些在场骂“狗屎国家”的人说的。
但是，这段话事后却被极右势力通过社交媒体（Youtube和面簿）大肆传播，并有意不提此前有人对吕布克本人的辱骂。消息既出，吕布克在第二天便收到350个电子邮件，其中不乏死亡威胁内容。
经过调查，许多这类“仇恨邮件“除了来自部分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外，主要来自极右人士，如所谓的“帝国公民”。俗话说，你无法唤醒装睡的人。对于极右人士而言，吕布克的话经过加工后，便能成为一颗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最佳“火种”。
极右博客“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将吕布克的话改头换面后，概括成这么一句话发表出来：“谁觉得不合适，有权离开这个国家。”这无异于在告诉不明真相的德国人：难民可以来，我们本地人反而得走。
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该博客还列出了吕布克的办公室地址和电话号码，博客下面的跟贴中多次出现吕布克的私人住址，呼吁“去那里看看”。更有跟贴发出“死亡威胁”（如“卡塞尔的那个小丑活不长了”等）。
一时间，“阴谋论”喧嚣尘上：吕布克被形容成帮助“全球化分子“实现“用极端穆斯林换走白种居民”的“秘密计划“的典型德国政治家。为此，蛊惑者不惜贴出吕布克访问本地犹太社区的图片，为在德国和欧洲死灰复燃的“排犹主义”提供攻击素材。
此后，这类诬陷和诬蔑的信息以及死亡威胁此起彼伏，终未能止，并有扩展。
今年2月，因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而脱离基民盟（CDU）、政见上支持极右“德国选项党”（AfD）的女政治家施泰因巴赫（Erika Steinbach），也加入了“仇恨信息”的传播队伍。她在吕布克视频链接后评论道：“反对难民政策的人应首先离开基民盟，而非他们的国家。”
6月2日，吕布克在自家一楼的前台上近距离中弹身亡。
两周后，多有前科的极右分子恩斯特（Stepfan Ernst）落网，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否认有同伙存在。后来又试图推翻自己的证词，目前调查还在进行中。
极右暴力是否“失控”？
吕布克凶杀案的极右背景被披露后，德国舆论哗然，政界震动。
人们开始问：为何无人阻止他？为何这样一个有明显暴力倾向的极右分子能在网络上恣意威胁（“要么这个政府立刻退位，要么将会死人”）而未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调查？
人们还要问，发生吕布克被杀这样的恶性事件，究竟是因为德国情治部门束手无策，还是重视不够？
随着越来越多信息的曝光，人们发现，这类触犯法律的行为多年来在司法界并未引起重视，负责反极端言论的检察官们常会被同行耻笑，说这类案件“无结果，无效应”，最多就是罚款和缓刑处理，不值得跟踪。
还有，社交媒体的运营商对监管自己平台上这些言论并不感兴趣。在政府一再施压的情况下，它们虽然答应改善这方面的工作，但效果甚微。有关吕布克视频的不断传播就说明了这点。
在言论自由和私人隐私至高无上的西方社会中，如何对待网络上宣传仇恨和传播假新闻这个现象，必要时如何查找消息源的IP地址，则属于另一个难以界定和应对的难题。
更为棘手的是，面对社交网络上出现的言论，司法部门如何来界定什么属于“具体威胁”或“鼓动犯罪”？
譬如，在萨克森州的一次极右活动中，有人高举挂着总理默克尔和时任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绞架，检察院认为，这也可以被解释为象征两人的“政治死亡”，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的刑事追究。
一涉及到司法调查，诸如“就地正法”“绞死他”“靠墙枪毙”这样的言论，转眼就会被辩论成“不具体”“太抽象”“没有作案时间和地点”。司法部门作出的这类结论据说数以百计。
仇恨能转变为暴力，相信这点不难。但在具体到某个事例中，要调查部门证明某个具体言论与某个具体犯罪行为之间的直接关联，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这是西方法制面临的一个瓶颈之处。
在网络和信息时代，天边角落发出的一个信息，都有可能在你生活的周围引起“爆炸式”反应，产生效应，更不必说信息被刻意歪曲和敌意使用了。大连男子暴力视频被西方极右势力用作仇视难民的事情，便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
而且，仇恨从播种到结果，这里不能否认有所谓“时间差”，即所谓“发酵期”的存在。不马上出现恶果，不等于这些言论不危险。吕布克从发表那次讲话到他被恩斯特打死，中间过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对此，德国《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文章，题目就是：许多人希望他死，直到有人真的扣动了扳机。
“责任”问题
有人说，德国人彼此之间的相处以及社会机制的运作，都基于对“责任”问题的拷问。
事先考虑“责任”问题，导致机制的设立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处理过程中考虑“责任”问题，导致各自为阵，高高挂起；事情发生后考虑“责任”问题，则导致相互推诿，找替罪羊。
几乎每次丑闻或恶性事件发生后，都会出现这一幕。吕布克被杀后，德国媒体和政府部门，又一次开始了漫长的责任“拷问”。
舆论界责怪政客们没有以身作则，常常将务实讨论变成相互攻讦；政府则指责社交平台不自律自检，让极端言论恣意泛滥；百姓对媒体也颇有微词，认为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
党派之间的相互指责也一点都不客气：基民盟前总书记陶伯（Peter Tauber）隔空直言自己的前党内同志施泰因巴赫：“你对他的死同样有责任！”
联邦议会第三大党“德国选项党”很自然便成为各方责难的对象。在政界被“群殴”惯了的它，早已掌握了随时调换“施害者”和“被害者”关系的本领。它明确表示，没有默克尔当年打开国门和至今都未得到充分控制的难民乱象，吕布克也不会死。
换而言之，默克尔也有责任。
按照这个逻辑，默克尔打开国门，是因为叙利亚内战造成大量难民涌入，那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也应该对吕市长的死负责；而叙利亚的乱局又与“阿拉伯之春”有关，说到头，还要怪面簿老板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因为没有这个现代社交工具，“阿拉伯之春”或许压根儿就不会发生，更不必说蔓延了。
这种水准的讨论更多地是为了提高各方的言论可信度：政党“义正词严”地指责别人，是为了在下一次大选中获得好成绩；媒体则似乎永远有理，早已习惯心安理得地做“道德仲裁”。
可大家共同忽略的却是，这样水准的讨论严重阻碍了整个社会以及所有政党对“仇恨”现象的认真反思。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或担心，今后这类的恶性事件还会继续发生。
根据德国内政部最近公布的数据，去年共发生2万4100起极右案例，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极右暴力案件高达1万2700起。鉴于这些案件中的武器高使用率，足以引起德国全社会的警觉。
另一组数据更该令人担忧。根据最新民意调查，只有64%的选民认为基民盟应拒绝与“选项党”共同执政。在德国东部地区，甚至有49%的受访者支持两党合作。
如果受访者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回答的，这意味着德国全国三分之一的选民乐见极右“选项党”参与执政，在东德地区甚至将近一半的人支持“黑”（基民盟传统颜色）“褐”（纳粹传统颜色）合流。
这个趋势能持续多久？是否还能逆转？目前还不得而知。
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实用主义”的观点作进一步的思考呢？
一般而言，杀人就是杀人，王子与民同罪。但翻开历史教科书，我们发现，有时候，杀人却被政治挂上了“可为”的标签。譬如，弑杀暴君往往被誉为“拯救国家民族的英雄壮举”。
甚至还有观点认为，暗杀行为是功还是罪，最终都要交由历史去评说。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是否正是在这样的“灌输”或“思考”下决定并实施杀人的？
这是我们大家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仇恨能转变为暴力，相信这点不难。但在具体到某个事例中，要调查部门证明某个具体言论与某个具体犯罪行为之间的直接关联，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这是西方法制面临的一个瓶颈之处。在网络和信息时代，天边角落发出的一个信息，都有可能在你生活的周围引起“爆炸式”反应，产生效应，更不必说信息被刻意歪曲和敌意使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