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美国宣布对台出售价值22亿美元武器一事明确表态，将对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这笔交易包括108辆M1A2“艾布拉姆斯”坦克和约250枚毒刺导弹以及相关支持设备。（编按：美国国务院刚批准对台出售66架F-16型战机，总值80亿美元，但军售案仍须得到国会的表决。）
中方7月时对军售案的表态，让许多大陆学者倍感振奋，认为大陆早就应该对相关美国企业采取行动了，而这次宣示对美制裁，可谓众望所归、大快人心。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进行的博弈，似乎由此出现了新态势。
然而，这并非中方首次表态要制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企业。2015年12月，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宣布对台出售价值18.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中方也曾表态要“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对参与此次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企业实施制裁”。至于后来是否实施、如何实施、效果怎样，笔者并未看到后续报道。
因此，笔者并不赞成中美涉台博弈因这次对台军售及大陆表态制裁，而出现所谓“新态势”的说法。如果要说“新态势”，实际上自2016年5月蔡英文上任以后就已经出现了。
众所周知，蔡英文上任后一直不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关系从之前的和平发展迅速陷入“冷和平”，甚至有人称之为“新对抗”。主要表现为，两岸官方来往中断，连两个“白手套”（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之间也几无互动。赴台陆客和陆生人数都出现下降趋势，台湾当局也对许多两岸民间交流活动施加限制。在国际层面，台湾当局无法像马英九执政时期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活动，多个邦交国也与台湾当局断交并与中国大陆建交。
蔡英文上任以来，台海局势最具实质意义的新进展，应该是大陆军舰和战机多次到台湾岛外围附近活动。站在大陆的立场看，这是宣示主权的正常活动。但在台湾当局和美国看来，这显然威胁到了台湾当局的“国家安全”。尤其是在特朗普上任后，美方公开把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大国”和“战略挑战者”，在贸易、南中国海、台海、朝核、“一带一路”等多个议题上向中国“发难”。其中，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若干不同于以往的新措施，使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出现了明显的新态势。
首先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法制化。中美建交后，美方对台政策实际遵循的是1979年4月制定的《台湾关系法》，此后很少制定新的涉台法案。但自2018年以来，美方密集出台《台湾旅行法》、《2019年台湾保证法》、《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等专项法案，连续两年在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里列入“挺台”条款，支持把对台军售常态化，也把早在里根时代就已制定、但一直秘而不宣的对台“六项保证”公开化和法制化。以上这种态势是此前40年的中美关系史上鲜少出现的。
其次是美国挺台动作的高调化。虽然此前美国军舰每年都会通过台湾海峡，但一般都会保持低调，尽量不刺激中国大陆。最近两年美国军舰却在通过台湾海峡前或事后高调宣示，甚至最近一次还由台湾当局的防务部门率先宣布，反制大陆舰机绕台的意味十分明显。
此外，隶属于美国海军的科研船公开停靠高雄港，美方听任媒体渲染现役军人驻台情况，破天荒地把年度美台防务工业会议移到台湾举办，放出美军租借太平岛的试探信号，以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接待蔡英文外访途中“过境”美国……这些高调动作都可视为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公然挑衅中方的新态势。
第三是美台关系的国际化。一方面，通过《台湾旅行法》等法案，提升美台官方互动的层级，越来越把台湾当作一个“主权国家”来对待。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公然为台湾当局“保驾护航”。美方极力要求相关国际组织接纳台湾，或者让台湾参与相关国际组织的活动。
美国还公开警告那些有意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大陆建交的中南美洲国家，力保台湾的邦交关系。美国自己作为中国大陆的邦交国，却威胁其他国家不得与中国大陆建交。这也是最近两年来中美涉台博弈出现的新态势。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方一直把台湾问题当作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定位不可谓不高，但美方从未附和中方的这种定位。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台湾问题涉及的只是中国而非美国的领土主权利益。对美国来说，台湾问题只是它在与中国的博弈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势而灵活使用的战略工具之一而已。它可以有高调使用、低调使用、或者暂时不用等多种选择。
例如，奥巴马当政时期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应对中国崛起是其中最重要的考量。但奥巴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可谓慎之又慎，很少公开把它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相联系。但特朗普尚在候任期间，就公开扬言“一中政策”可以用来做交易。他上任迄今，无论是多位鹰派人士的公开表态，还是美方的实际举动，都不再避讳把台湾议题纳入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中。
如果说，前述美国挺台动作的高调化属于战术层面操作的话，那么把台湾议题公然纳入到“印太战略”中，就属于战略层面的谋划了。这也是中美涉台博弈中出现的新态势。并且，这种新态势呼应着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总体战略博弈的新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