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示威、阻碍地铁运作、暴力冲击、占据机场之后，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已明显走向损害香港经济的方向。年轻示威群众不惜扰乱民生，使中下层的生计受害，“玩残”香港经济，使香港竞争力折损。他们的目的应当不只是要特首林郑向他们的“五项诉求” 低头那么简单。
形势已经很明显，香港的反修例运动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的不归路也越走越远。这种以集体利益作为要挟的民主运动并非没有前例，但都是发生在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地方。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家财富集中在少数掌握权力的集团手上，革命的温床已然形成。如在2010年至2011年发生在北非国家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其时代背景是，失业率高，外资控制了石油业，肥水往外留，总统本阿里家族倾吞国家财富和人民土地。突尼斯的颜色革命是官逼民反的典型例子。
香港的城市型经济则完全是不同的情况，虽然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断加深，但香港经常在不同的国际评比中名列前茅，跟新加坡联手演出“双城记”，如竞争力、经济自由度、机场的世界排名，新、港两地互为陪跑。那些以为新加坡人对香港局势幸灾乐祸的人，完全不明白国际上的良性竞争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尽管香港的光芒被大陆上几个一线城市所掩盖，但它作为一个公开与开放的城市，对国际和中国本身仍是一个重要窗口。这一点还不是大陆其他城市所可以取代。
新加坡珍惜本身的公开与开放，这是作为国际大都会所必须具备的特点。但新加坡既是一个城市，又是一个国家，很多香港能够做到的开放程度，却是新加坡所必须坚守的底线。如示威游行，在香港是家常便饭，这一点新加坡无法跟香港相比。即使罢工行动也必须有一个合法程序，因此，罢工在此几乎不可能。
当香港人拿新闻自由与新加坡相比时，总会抱着一份优越感，但是今时今日香港的民主运动最大讽刺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运动首先向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开刀，当地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台几乎从报道、评论都是一面倒，掩盖示威行动的暴力与野蛮，并尽量抹黑警察，制造片面印象。今日林郑最大的敌人其实是香港媒体。高举自由旗帜践踏新闻自由，是此次港式民主运动的诡异之处。
多年来，平日的和平示威游行，港人已习以为常，并以此为港人的骄傲。过去一些新加坡人也曾要求有上街示威游行的自由，政治领导人始终坚决拒绝，理由是，“新加坡太小，经不起社会动乱的打击，示威行动会吓跑外资”云云，这些被人视为政府的借口。今天的香港情况，却坐实了新加坡政府过去的忧虑。
香港之成为西方势力公开渗透的地方，就因为它的门户公开与开放，连法官大多是外籍，在世上仅见。
新加坡既要公开和开放，又要守紧门户，单靠维持一个强大的国防力量不足以成事。所以，我国在13年前便提出了“全面防卫”的策略，在更全面的防卫网络中，让全民都参与其中。全面防卫并非新加坡独创的概念，欧洲的几个小国，如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奥地利都是先例。小国的国防力量有限，因此，防卫的概念必须涵盖更广更远的视野。
支撑新加坡式全面防卫原有五大支柱：心理防卫、社会防卫、经济防卫、民事防卫和军事防卫，在今年2月又因应时代的变化增添了数码防卫。古代《孙子兵法》的最高智慧不是教人如何打战，而是教人如何“非战”，避免战争和内乱始于平时的和平日子。今日香港自残式摧毁新闻自由、民生和经济的动乱，很难想象会在新加坡发生。香港社会和经济突然遭受如此严重来自内部力量的打击，在世上任何城市和国家都是始料不及的。
最近，我国政治领袖接连发表关于国家面对的挑战的演讲，显然跟我国大选在即，第四代领袖正式接班日子到来有关。在世界局势变化莫测，美中贸易战、英国脱欧的大时局下、新加坡经济增长不乐观，今年增长率已调低至0至1%。美国现在要把香港局势当作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使局势更加混乱。
最近政治领导人的几篇演讲中，团结一致，加强认同感是主旋律。国防部长黄永宏一个星期前，在中华总商会国庆宴会上的演讲，为大国博弈描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情景。一个新的强大势力的崛起，引起现有强大的势力的敌意，最终引发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给世界的警惕越来越实在。而较小的国家如波罗的海国家，即使在选举期间也不得不应对企图造成社会分裂与影响内部系统的外来势力。在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里，这些外来势力也可能影响本区域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国家。所以，黄永宏说，“这个时刻是加强全面防卫的最好时机”。
在波谲云诡、众说纷纭的扰攘时局下，黄永宏所说的“好时机”，也就是“坏时机”。新加坡今天的繁荣安定面对性质复杂的挑战，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在数码时代里，新加坡人都能从多管道多平台获取信息，看得多，听得多，反而加重不少国人对前程未卜的忐忑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