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最高学府——中国政法大学迎来新校长。著名法学家、原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接棒黄进，出任中国政法大学新一任校长、党委副书记。
5月22日，教育部官网公示了这一任免决定。
4月3日，中国政法大学曾在学校官网公布过考察对象公示，当时，马怀德已被确定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人选考察对象。
国内首位行政诉讼法博士，曾给中央政治局授课
马怀德是国内首位行政诉讼法博士，著名行政法学专家，行政法学贯穿他的学术、工作生涯。
1984年，19岁的马怀德从“一块五的学费都掏不起”的家庭，以全省第六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给他上课的，是著名法学家龚祥瑞。
“龚祥瑞老师开了行政法的课,在一间大教室里,听课的人很多。他上课常常西装革履,颇显绅士风度,一口宁波话,讲课充满激情,对行政法讲得很透彻。” 接受媒体采访时，马怀德曾这样谈及自己对行政法产生兴趣的源起：得益于北大的龚祥瑞、罗豪才等教授的引导，这些教授的授课深深吸引了他。
1988年，马怀德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恰逢中国另一位行政法学先驱、中国政法大学著名教授应松年在招收行政法专业的研究生，于是，他开始师从应松年，专攻行政法学。
在应松年的指导下，再加上自己对行政法学的兴趣逐渐浓厚，马怀德在行政法学上的造诣日渐精进。1990年,马怀德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应松年和诉讼法名家陈光中，并于1993年成为1949年后国内首位诉讼法专业行政诉讼方向的法学博士。
博士毕业后,马怀德选择留校任教。1998年，年仅33岁的他被破格聘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所教授，并担任副所长，35岁已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
马怀德资料图（图右）/图片来源：中国政法大学
学而优则用，马怀德没有止步于学术研究，还积极投身法律实践，先后参与代理了被称为“行政诉讼第一案”的深圳贤成大厦案和国内第一起大学生起诉大学的行政诉讼案，且全部取得胜诉。
在其他法律实务方面，马怀德还先后参与《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工作，参与了20多个部委的40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咨询论证工作。
马怀德的学术功底和法律实践吸引了中央高层的目光。
2005年,马怀德受邀进入中南海，为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讲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经济法律制度》。
2012年11月，王岐山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后，邀请他和相关专家学者座谈，听取他们对反腐倡廉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建议。
2017年5月17日，马怀德还受邀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并作为唯一的法学学者发言。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监察体制改革、反腐败制度建设，马怀德颇有研究。2016年7月，马怀德在《学习时报》撰文，谏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其中多条建议获得采纳，在此后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有着直接体现。
首倡行政许可法，认为中国规范行政权力的制度仍亟待完善
在行政法领域，马怀德参与起草的多部法律都堪称开中国行政法之先河，其中，他在国内首次倡导制定统一的“行政许可法”，更是直接推动中国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统一的综合性行政许可法。
“读博士期间,我就意识到,政府广泛运用事前许可的方式管理市场运行、经济和社会生活,与行政改革目标存在矛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马怀德曾表示，为此,他开始对行政许可制度进行原创性研究,分析了国内存在的行政许可设定权限不明、范围失控、程序混乱等现象,并提出制定统一的行政许可法,规范行政许可活动的立法构想，发表了题为《建议制定行政许可证法》的论文。
但彼时，国际上尚没有制定统一行政许可法的先例，国内也因此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
马怀德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注意，相关立法工作也被提上日程。
据马怀德自述，因为自己早有研究，法律起草部门颇为重视他的意见，在法律草稿送审前夕，还曾邀请他和其他学者对送审稿反复斟酌、修改。
2003年8月27日，旨在“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的《行政许可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次年实施。
近年来，马怀德仍不断在行政法领域为相关立法的制定和完善而奔走、建言。在他看来，行政法的核心是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在中国目前情况下，仍亟待建立和完善规范行政权力的各项制度，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程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制度。
他认为，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制度在监督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司法不公、法外干预、诉讼成本高等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去年，马怀德还向媒体谈到：在行政执法领域，虽然一系列改革持续推进，但执法体制不顺、执法权威不足、执法效率不高、执法不规范、不作为和乱作为并存等问题依然多发，需要充实基层执法力量，实现执法重心下移，并且建立领导干部干预执法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树立执法权威。
此外，他认为国内已经具备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时机和条件，应当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以此树立行政人员和社会公众重视程序的观念，集中解决行政程序规则的缺位问题，确保法治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