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特朗普和哈里斯都不倾向于结束美中冲突，但有一个潜在的转折暗示着可能出现一场尼克逊式的对华关系突破：哈里斯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作为竞选伙伴。
50年前的这个月，美国总统尼克逊宣布辞职。在所有人的目光都倾注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之际，上述事件的周年纪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美国政治领导力内在矛盾的契机。
尼克逊对行政权力的滥用，与他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成就，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一名公开的反共者，他在1972年的访华让全世界大跌眼镜。尼克逊的三角战略有效孤立了苏联，并最终协助终结了冷战。
类似这样的突破会再次发生吗？美中两国之间迫在眉睫的超级大国冲突，显然急需另一次战略突破。在政治驱动的虚假叙事的推波助澜下，两国正在一条没有现实出路的碰撞轨迹上相向前进。哪怕是一点火花（在台湾海峡或南中国海发生的小事件或是美国遏制政策的升级），都有可能引发冲突升级。
如果特朗普在11月获胜，那美中冲突似乎不太可能得到解决。正如在第一任期中所做的，他打算先从关税下手。他已提议将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50%至60%之间，而在他上次执政期间，关税就已经从2018年初的3%提高到2020年的19%。
与特朗普先前的关税一样，这一做法只会产生反作用。首先，对中国出口商征收关税，会提高美国消费者所面临的价格。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的研究，特朗普新提议的关税所造成的额外成本至少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几乎是他上一轮关税所导致成本的五倍。
其次，正如我长期以来所主张的，对中国征收关税并不会减少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的整体贸易逆差。相反，它们会将这些逆差转移到其他成本大抵更高的外国生产商身上。这就是特朗普最初征收关税后发生的状况：与中国的双边失衡状况有所减少，但却被与墨西哥、越南、加拿大、韩国、台湾、印度、爱尔兰和德国的逆差增加抵消掉。
相比之下，哈里斯似乎无意提高关税。但她似乎倾向于支持美国总统拜登的“小院高墙”政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之形容为对中国的“全方位遏制、围堵和打压”。这将包括继续执行拜登的关税（大多继承自特朗普）政策、有针对性的制裁，以及去风险化和友岸外包战略。哈里斯从拜登那里沿袭的反华做法，虽然没有特朗普潜在的巨额关税那么激进，但也很难缓和紧张局势。
两位候选人似乎对台湾问题持有不同看法。在6月下旬接受《彭博商业周刊》访问时，特朗普强调会使用一种更具交易性的防台御中手段。他认为“台湾应该向我们支付防御费用”，就像人们交保险费一样。特朗普此前也曾对欧洲、北约甚至日本采取过同样的立场，即富裕国家应该为美国的保护买单。
我不赞成美国外交政策采取这种唯利是图的做法。但我必须承认，特朗普的策略很可能将威慑中国的重担从美国转移到台湾。这或许会是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因为它可以减少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紧张关系。但这依然远非一个解决冲突的战略药方。
虽然特朗普和哈里斯都不倾向于结束美中冲突，但有一个潜在的转折暗示着可能出现一场尼克逊式的对华关系突破：哈里斯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作为竞选伙伴。
与1974年至1975年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一样，沃尔兹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渊源。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悲惨事件期间，他以教师身份首次前往中国，那次经历使他对后来所谓中国的各类“不可想象”倾向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沃尔兹甚至选择在1994年6月4日（也就是天安门惨案五周年纪念日）成婚。
受到这段经历的影响，沃尔兹在2007年至2019年担任国会众议员期间，一直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他支持一项纪念1989年6月事件20周年的决议，以及多个对中国民运人士表达同情的国会行动，对象包括陈光诚、刘晓波以及西藏和香港的亲民主团体。
不过，除了对人权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侵略表示担忧外，沃尔兹也强调美中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对话极为必要且“绝对得进行”。换言之，他将秉承一种务实精神，而这正是美国日益严重的恐华立场所严重缺失的。
副总统很少会制定重大的政策举措。但在这种情况下，沃尔兹对中国的看法增加了哈里斯政府采取尼克逊式举措的可能性。哈里斯和沃尔兹同样关注中国的人权和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但他们也认识到，急需在中美关系陷入麻烦的情况下进行方向调整。
这种更为细致的视角将使他们能够实施双管齐下的策略。这将鼓励他们优先考虑重新接触，而不是在冲突关系中的每一个摩擦点都钻牛角尖。这正是尼克逊在1972年放下意识形态偏见去与中国接触的原因。沃尔兹有可能极大影响哈里斯的对华政策制定。
今天的许多地缘战略状况，与半个世纪前的冷战氛围极为相似。试问谁能比一位深思熟虑的新任美国总统更能缓解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危险态势，并将两国关系从敌对转为竞争，从冲突升级转为冲突解决呢？
在特朗普和拜登治下，美国的中国问题一天比一天恶化。但如果哈里斯能在11月获胜，情况或许就不会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