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7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消息甫一发布，就引发高度关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历届三中全会都是中国政治经济的风向标。随着会期临近，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被拿来反复揣摩。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5月23日主持的一场座谈会上，改革派经济学家周其仁受邀与会并发言。周其仁曾在《改革的逻辑》中提出“民贫国衰、民富国强”的论断，主张将以明晰产权为目标的产权改革进行到底，旗帜鲜明地为破除权力垄断、壮大民营经济摇旗呐喊。这是否预示三中全会将实行大刀阔斧的经济自由化改革？
当代中国政治中的“改革”和“保守”话语，源自1980年代中共高层和民间社会，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向何处去的分歧。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他是经济上的改革派，却是政治上的保守派。这一立场既不同于陈云、邓力群等经济上的保守派，也不同于胡耀邦、赵紫阳等政治上的改革派。虽然经济保守派和政治改革派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偃旗息鼓，但改革和保守的路线之争并未就此终结。
撇开命运多舛的政治改革不谈，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市场调节为辅”，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商品经济”，再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市场经济”，每一步经济改革都在阻力中前行。1980年开设经济特区、1992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7年通过《物权法》，中国建立现代经济制度的每个里程碑都不无非议。
2022年四通桥事件和白纸运动口号中，“改革”也成为统领“吃饭”“自由”“尊严”“选票”“公民”等诉求的关键词。上海是中国经济中心，也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两者互为因果；而融入世界最深，也就使之并非偶然地沦为无孔不入的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株最先“攻占”之地。
因此，是否坚持“动态清零”看似公共卫生问题，背后却涉及要不要经济发展、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之争。
改革历程的曲折已是既存历史事实，然前途是否光明，则取决于全民的社会预期。正如自由不是免费的，改革也不是注定的。2012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说，经济改革不仅还未“进行到底”，而且“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他还说，只有推进政治改革，才能巩固并推进经济改革。
从新华社发布的新闻稿来看，二十届三中全会并不会涉及政治改革，但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外界对本次全会的关注，既有悲观派对经济改革“得而复失”的担忧，也有乐观派对“进行到底”的期待。
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无疑改变了很多。改变与改革虽一字之差，内涵却大相径庭。“进行到底”和“得而复失”都是改变，但前者是改革，后者正是反改革。判断一种改变是否堪称改革的指标，不是改的大小而是方向，即是否符合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回顾过去，单届三中全会一般聚焦具体问题，如机构（十九届）、农业（十七届及十五届）、物价（十三届）、人事（十一届）；而双届三中全会通常出台全局性的文件，包括《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四届）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二届）。或将出台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能否在经济改革上迈出决定性步伐，攸关中国乃至世界的长远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