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1日，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市的天气凉爽，但黄仁勋的心情却异常紧张。他于1993年成立的半导体公司英伟达，即将在四天后迎来四周年纪念。但是公司能否撑到那一天，在当时仍是个未知数。
彼时的英伟达即将发布自己的第三代显示晶片RIVA 128。在经历了前两代晶片的失败后，黄仁勋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公司初创时获得的2000万美元风投资金已经耗尽，账面上只剩下此前和日本电子游戏公司世嘉合作时，对方投资的500万美元。为了削减开支，黄仁勋甚至在一年前不得不辞退公司一大半员工，身边仅剩40余人。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认输，将公司清盘或出售，或者集中剩余的资金与资源做最后一搏，成王败寇。
多年后，英伟达的多线产品逐渐成为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发展的必需品，公司市值逼近3万亿美元。黄仁勋在一次采访中依然认为，1997年春天问世的RIVA 128晶片是公司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产品，他当时所做的选择也是决定性的。RIVA 128面世后，在短短四个月内销售100万件，让命悬一线的英伟达得以喘息，并有足够的资金研发下一代产品。
在英伟达创立的15年前，离加州4700公里的纽约长岛上，石溪大学数学系主任詹姆斯·西蒙斯也面对人生的关键节点：继续管理已小有名望的数学系，还是离开学界，转投金融投资领域？熟悉对冲基金的人应该知道，此后数学界少了一名著名学者，而金融领域多了一则神话。
离开学界后，西蒙斯一手创立的文艺复兴科技基金，给金融领域带来降维打击，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的分析及自动化的高频交易，引领量化对冲基金领域的发展。公司旗下的大奖章基金，更是在1988年至2021年的30余年间，以62%的年化收益率笑傲群雄；西蒙斯也被誉为“最会赚钱的对冲基金经理”。
在回顾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许多人都会将自己最终取得的成就，定位到数个特定的关键节点上，尤其是在初创时期或转型阶段。这些节点固然重要，但决策者的心态与对局势的判断也同样关键。对于各自的事业，黄仁勋和西蒙斯都坚信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结果也证明了他们的判断。
或许有人会质疑，这些都是幸存者偏差，毕竟全球每年破产失败的人并不少，对于未来的判断也并非都准确。曾经一时无两的柯达、摩托罗拉殷鉴不远，面对当前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个人与集体又该如何应对？
关于这一点，最近在工作中接触不少小微企业，从他们的经历中有所启发。它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至少成立了30余年，从互联网泡沫到全球金融危机，见过不少风雨。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居安思危是刻在骨子里的天性，经济景气时适当扩张，经济下行时谨慎行事，才得以长久。
正如浴火重生后的黄仁勋，曾多次在内部提及英伟达“距离破产只有30天”，借此警醒团队不能松懈，要时刻保持危机感，我想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无论目标是什么，保持危机感都应该是另一个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