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缓解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阵痛方面，中国体制也有相当优势——如果指导思想对路的话。它可以更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更快建立新生产方式的基础设施，以及催生人类新文明。
中国今年的两会宣布一个重要政策措施：大力推动生产设备和耐用消费品的更新换代。外贸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一大动力，在急剧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变得疲软，而且前景不看好；经济增长不得不依靠内需，而消费不足被认为是瓶颈。
中国的消费文化正变得保守。三年疫情的封城断链，大批中小企业倒闭，青年失业率高企，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国际形势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等等，都使消费者捂紧口袋。年轻人不再追捧外国名牌，更讲究性价比，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似乎又回来了。这本是好事，政府、企业和经济学家却因此发愁。毛泽东时代提倡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简直是噩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刺激消费主要是企业和广告公司的事，中国则由政府一马当先。在经济政策上，中西有共同语言，但也共同面临两个方面的难题，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为继，也使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逐步失灵。
AI时代的突现
第一方面的问题后来却先到，是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近两年人工智能（AI）连续突破，有可能使原来预测在2047年的“奇点”时刻大大提前。习惯了线性思维的普通人，很难理解和想象指数型增长的后果。
《棋盘与麦粒的故事》讲的是一个聪明的大臣立功后，国王要奖赏他，问他想要什么。他回答：在棋盘的第一格放一粒小麦，在下一格放两粒，再下一格放四粒，以此类推，直到所有格子都放完为止，最终小麦的总量就是我的奖赏。这似乎是个卑微的请求，国王很高兴就答应了。但格子才填了一半，国王就意识到必须将大臣砍头，否则把王国所有小麦都给他也不够。
这就是指数增长的威力——一开始不起眼，过半后就会翻天覆地。数码化技术正是遵守摩尔定律呈指数型增长，人类即便现在就为通用（AGI）甚至超级人工智能（ASI）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恐怕也为时已晚。AI助力下的生产力可以很快实现马克思为共产主义预设的前提：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这个新现实要求每一个人在思想观念、价值道德、制度、文化、风俗习惯、行为和生活方式等等，即在总体社会生活上脱胎换骨。这个过程拉得越长越好，但看势头可能很短，一夜间改天换地。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担心，突然富足会使人们没有足够时间来调整，很可能导致大批人精神崩溃。
但100年过去，贫困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滞迟了共同富裕的到来，因为它的前提是短缺。短缺导致高价，高价维持高利润；为获利而生产的资本主义就会不断以各种方式制造短缺，即贫困。所以说，巨大财富中的持续贫困，是资本主义的原罪。中国消费不足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缺钱是因为就业岗位不足且不稳定，以及现有岗位的工资太低。
鼓励更新换代是为了扩大生产以增加就业，使更多人有钱花，这是顺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逻辑。这个逻辑除了与资源环境和地球空间的有限相矛盾外，还在另一方面被AI削弱：生产扩张与就业增长的关系。马斯克的无人工厂揭示了人类的前景——没有人工也能生产出大量财富。按现行分配原则，这个财富只能归资本；由此产生的贫富两极化，有可能消灭大众市场，从而终结资本主义，并催生新的生产方式。
基本矛盾激化
第二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老问题，不过被新技术革命大大激化了。凯恩斯这样形容资本主义的荒谬：“我们必须保持贫穷，因为富有不会带来‘收益’。我们必须住在小屋里，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建造宫殿，而是因为我们‘买不起’。……我们破坏了乡村的美丽，因为未经利用的自然光彩没有经济价值。……我们甚至会因为它们不能分红而去关闭太阳和星辰。”
支配各行各业的财务计算使“整个生活的行为都变成了对会计师噩梦的模仿”，他认为这是“自我毁灭”，并如此评价拜金热：“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病症，一种半犯罪、半病态的倾向，人们会不寒而栗地把它交给精神病专家的那种。”
爱因斯坦这样描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生活必需的消费品总量，只需要世界上可用人力的一小部分。在完全自由的经济体系下，这一事实必然会导致失业。……如果两家工厂生产同一种商品，在等同条件下，一家工厂雇用更少的工人会生产得更便宜。也就是说，使单个工人在人性允许的情况下工作时间和强度尽可能加大。……但其余人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导致销售额和利润下降、企业破产，进一步增加失业率，……工业的车轮也随之完全瘫痪。”
这立刻使人想到中国工薪层的996生活节奏，以及6亿人1000元人民币的微薄月收入。对于“产能过剩”，他的解释是：“缺乏的不是需求，而是消费者的购买力。这种明显的生产过剩只是危机的另一种说法，不能作为危机的解释；因此，那些试图将危机归咎于生产过剩的人只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他这样描述现在常说的“内卷”：“我们面前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生产者群体，其中成员不断努力剥夺彼此的集体劳动成果——不是通过武力，而是总体上忠实遵守合法的规定”。
比起他们的和更早的马克思时代，目前的新技术革命不仅削减对人工的需求，而且有可能最终消灭人工，因为人工比AI干得更好且更便宜的工作，会越来越少，乃至消失，包括许多创造性的劳动（如最近Sora所显示的）。
就连资本主义的中坚人物、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也说：“作为人并被当作人来对待的诸多方面，都没有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计算。让这种短视的制度主宰生活其他方面，对任何社会都没有好处。”史蒂芬·霍金说：“如果机器生产的财富被共享，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奢侈的休闲生活；如果机器所有者成功游说反对财富再分配，大多数人最终可能会陷入贫困。”再分配意味着社会主义，至少是迈向广义的，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的整个后资本主义文明。
为后资本主义催生
诺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支持“全民基本收入”（UBI）或“共同遗产”的论点：“社会产品的一部分，应该由所有居住在该社会的人分享。……（这）相当于承认很大一部分资源（物质和智力）的共同所有权，这些资源使社会能够生产它所生产的产品。”弗吉尼亚·伍尔夫如此赞叹UBI对人类精神的解放：“不仅努力和劳动停止了，仇恨和痛苦也停止了。我不需要恨任何人，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伤害我。”爱因斯坦说：“对个体人的残害是资本主义最严重的罪恶。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都遭受着这种罪恶的折磨。一种夸张的竞争态度被灌输给学生；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准备，他们被教导去崇拜物质财富上的成功。”他认为教育更重要的功能是培养学生对同胞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后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上的最大变化是，人们从事劳动不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充实生活，发挥创新创造的能力。在AI和量子计算时代，“社会必要劳动”即便为零，仍然会有大批财富被创造出来；人类依靠“数码奴隶”就可以生活得悠闲富足。这就挑战了“永恒真理”：不劳动者不得食，因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就业也能生活得轻松愉快将成为常态，尽管现在人们还很难接受甚至理解这个新伦理。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创客运动，开源社区，网上合作社，地区货币合作经济等等，还有历史悠久的社区如美国的Amish，以色列的Kibbutz，以及社会主义鼻祖之一欧文创建的公社，都不成熟，但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而且新技术革命有可能使它们条件成熟。它们有协调和沟通机制，但没有监工和老板，更没有党委书记。自愿互助，为使用而不是交换价值、以人而不是利润为本而生产，是它的精神和伦理；充分发挥被资本主义边缘化了的、人性中固有的良善动机，从而彻底更换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这些其实就是共产主义，是中共真正不该忘掉的初心。“更新换代”短期是刺激经济，长期效果却是为资本主义续命。
中国引领世界的潜能
爱因斯坦说：“由于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正是为了克服和超越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现在的经济学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就是说，用资本主义思路是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比如，用加税的方式来搞UBI一定会失败；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疫情中给老百姓发生活费，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极不情愿，担心背上福利国家包袱。但AI生产力的崛起正在使这种思路过时。如何解放被资本主义为了制造短缺而不断毁掉的产能，并以此为基础，组织UBI的物质生产——为促进这种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而操心，才是共产党的正事，而且这方面中国的体制有巨大优势。
在缓解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阵痛方面，中国体制也有相当优势——如果指导思想对路的话。它可以更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更快建立新生产方式的基础设施，以及催生人类新文明。但中国的弱项是社会发育不足，这是党国过大过强的后果。社会的自我组织协调和创新能力比较差，往往没人发号司令就不知所措，要么就陷入绵绵内耗。为未来未雨绸缪，中国应该适时以社会发展取代经济发展成为中心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