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用无比温暖怀念的笔触来描述的1980年代也是如此。中国的思想转变必须被理解为对过往手下败将——二战中的日本、朝鲜战争中的韩国、内战中的台湾，以及仍然被殖民（或受人屈辱）的香港——快速经济增长的回应。再加上新加坡在李光耀治下新实现的繁荣，有足够多的证据去震撼中国人的心灵。在与世隔绝30年后，中国又不幸地落在后面。
当全世界都在努力应对中国国内种种不乐观变化的影响时，对中国经济有着长期敏锐观察的学者、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黄亚生，适时出版了一本著作。在《“东方”的兴衰：考试、专制、稳定和技术如何为中国带来成功，以及它们为何可能致使其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一书中，他把对当代中国的细致考察，与对中国近代和遥远过往的（有时略显出格的）大胆评价结合在一起。
与黄亚生的其他著作一样，《“东方”的兴衰》笔调言简意赅，还略带讥讽。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中国当前政权的种种弊端，还对过往许多伟大的改革者大加推崇，甚至包括在政治上垮台了的那些人。
鉴于中国当前的政治气候，这是一本很有勇气的著作。黄亚生以极大的信念认定，中国的经济奇迹归功于对市场力量和私营部门的接纳，也正是这些构成了毛泽东逝世后开启的40年“改革开放”的核心。背弃了这些早期政策和承诺的中国领导人，则为我们当前看到的挫败和停滞现象创造了条件。
以首字母缩写（EAST）为基础，该书的各个章节就像一系列镜像般展开，在过去与现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穿插。研究当代中国的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以外的，会因该书对近几十年来各类事件和人物的详尽和新近描述而受益匪浅。
但该书也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这来自于书中两个平行的叙事线：一个是过去40年至70年的较短期历史（因此包含改革前的毛泽东时代）；另一个是追溯到2000年前的较长远历史。通过这种长期视角，黄亚生不仅揭示了中国40年显著增长的原因，也解读了该国在现行政权统治下近期逆转为停滞的原因。作为一名经济史学者，我对这一宏大历史叙事表示赞赏。尽管存在某些误区和赘述，黄亚生依然对此问题给予了异常深刻的解读。
是什么创造了奇迹？
中国的现代奇迹究竟是由市场还是国家推动的，这仍然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过去10年，对后者日益明显的倾斜，致使官方对此前70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历史，进行了微妙但关键性的改写。对现政权来说，历史并不是为了了解过去；相反，它已成为一种工具，目的是将过去10年在意识形态上更大程度地向党和国家控制倒退的做法合法化。
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与令人目眩的两位数经济增长并列的状况，让许多人松了一口气甚至失忆，认为毛泽东时代铁定已成过去。但过去10年发生的事件显示，并非所有人都抱有同样信念。当持这些不同观点者包含最高层人士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
黄亚生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宣称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最终推动力。在他的“较短期”历史中，与其他坚定的市场观点支持者一样，他将中国转型的源头，归功于1980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活力。
按照历史学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的说法，通过逐步“从（五年）计划中成长起来”，中国实现了市场化、去集体化、意识形态和思想的进一步开放，甚至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虽然时断时续，但确实正在逐步解除毛泽东时代国家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僵化控制，而所有的经济变革则使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赤贫状态。
邓小平的最后努力
在叙述这段历史时，黄亚生生动地描绘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以及其他性格各异、大胆改革的领导人。他展现了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1980年代，是如何以一场全国范围的进一步自由化请愿事件告终的。这就是1989年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大城镇的学生所倡导的事业。随后的武力镇压则是中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在自由化改革方面最严重的一次倒退。
但是，中国却在1992年以戏剧性的方式重新启动改革计划，而启动它的人正是三年前下令镇压天安门民众的那位最高领导人。当时身体日益虚弱瘦小，连讲话都几乎让人听不清的邓小平旋风式南下，从深圳（一个被转变为制造业和出口中心的小渔村）巡视到上海。上海这个共产主义统治来临之前充满活力、无拘无束的经济重镇，当时已成为共产保守主义思想的中心，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则在倡导激进的改革措施。
邓小平的最后一次改革努力带来数十年的爆炸式增长，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黄亚生认为1980年代的功劳远大于其后20年。他对江泽民、胡锦涛，甚至是富有魅力的朱镕基总理等政治家所取得的成就，有些轻描淡写，认为邓小平之后的政治家，在意识形态上更具国家主义色彩。
作为1980年代的大学生，我和黄先生一样怀念那个时代令人振奋的气氛。但情绪是否总能代表现实？
人们很容易忘记1980年代的中国有多贫穷。那时，普通中国人手里现金很少，几乎没有外币。大多数人从未出过国，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经济由庞大的国有部门主导。尽管实行了著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私有产权几乎没有得到真正承认，即使在农村地区也是如此，也没有多少对外接触的渠道。
由于1980年代这一代人的起点很低，他们有很多星星可以仰望。但仅靠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并不能改变现实。贫困不仅制约着物质生活，也制约着公民自由。
我在1990年代中期及之后重访中国时，发现这个国家在市场化、私有化和开放方面取得巨大进步。虽然它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压抑，很少有人公开谈论政治改革，但也拥有一个悄然兴起的公民社会。多年的飞速发展，已扫除掉从毛泽东时代遗留到1980年代的各类束缚。
虽说腐败在1980年代后也变得更加猖獗，但大家都知道这是快速创造财富和不平等加剧的副产品。此外，更重要的一点依然存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是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开始的。
漫长的历史是独裁体制的渊源
鉴于对黄亚生“较短期”历史的简略评论不能完全体现该书的价值，我们必须转向他对2000年中国历史的“较长期”探索。在这方面，他做出极其艰巨的努力，探索中国独裁体制的历史渊源和持续韧性。要将中国历史的全貌投射到当代事件之上，必须对过去的事件和人物进行高度选择性的描述，而黄亚生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虽然略显离经叛道，但他对中国两个最短暂的王朝——秦朝（公元前221年至206年）和隋朝（公元581年至618年）——赋予非同寻常历史分量的做法却很有见地，也很能说明问题。秦朝是第一个在直接行政统治制度（通过郡县制）下统一中国的王朝，而短命的隋朝则开创了科举制度。这两种体制至今仍是中国专制制度的支柱。
黄亚生也对明朝万历皇帝（1563年至1620年）和几乎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亨利八世（1491年至1547年）的一生，进行了不同寻常的分析比较。虽然万历是中国性格最温和的皇帝之一，但他面临的外部限制却很少；而以暴躁专横出名的亨利八世却遇到了许多限制。
这种大而化之的历史叙事，总是有落入俗套的风险。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于独裁与民主、专制与制约、国家与社会、集权与分权、创新与守成。虽然简单化了，但二分法有助于引导黄亚生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寻找规律。
在其中一章，他重温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提出的论点，即中世纪的中国是全球最先进的技术领导者。为了验证这一说法，黄亚生展示一个涵盖千年的庞大技术创新数据库，以说明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创新性的时期，都是那些分裂和权力分散时期。鉴于这一重建的数据库是一个由迥异的发明、不同的定义和模糊的类别组成的混合物，他这种总括性结论，会让读者一时无法理解，也会让一些专业历史学家感到无法接受。
时间的考验
黄亚生还重温科举考试（Exam，也是其英文缩写词“EAST”的第一个字母）这一非凡中式制度的诞生和演变。虽然只有极少数男性能通过这一等级森严的制度，但科举考试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在黄亚生精辟独到的叙述中，这种制度问世以后既带来了福祉，也产生了祸患。
尽管如此，黄亚生还是犯了一些错误。比如，他声称科举制度在清朝时期已经失效，但有大量文献显示，当时的科举事实上已被调校为一种近乎完美的社会控制和政治灌输工具。通过这种方式，人数不占优的满族人得以维持统治。
黄亚生认为，科举头衔的买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科举等级中的特定称号，侵蚀了清朝的科举制度。但捐纳行为其实是受到严格管制的，只是在1860年代致使约2000万至3000万人丧生的太平天国起义危机时期，才变得猖獗起来。这种做法在太平天国被剿灭且恢复和平后，也立即得到遏制。捐纳行为引发强烈反弹的这一事实，恰恰证实科举仍然是受到高度重视的。
更奇怪的是，黄亚生声称清朝统治者对科举不那么看重，是因为汉人（尤其是南方省份的汉人）的成绩远远好于满人。但事实上，满人早就享有对自身有利的民族配额，根本无须与那些挤破头的汉人竞争（清朝在1911年崩溃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满人享有的这些特权）。
在黄亚生看来，科举制度是连接古代与现代的一条共同线索。根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锦标赛理论”，地方和区域政府之所以能在现代改革时期推动经济增长，是因为中央政府使用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现，或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可量化指标，来评估和激励各地官僚。黄亚生认为，科举考试在历史上就相当于这些指标。
但这种方法在概念上令人困惑，因为科举不是官僚政绩的指标，而是一种筛选手段，目的是构建一个候选人才库来为统治者供应官僚。虽说统治者确实制定了其他标准，比如18世纪依据各郡县的相对地理重要性、行政管理难度、税收和社会治安程度进行的分类。但这些措施显示，帝国统治者最关心的是政治稳定；GDP或GDP增长率的理念对他们毫无意义。
对历史的运用
黄亚生的著作是一个更广泛趋势的最新组成部分：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历史，以求获取对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更能经受考验的理解。但一个人在强调历史渊源和制度的持久性时，也必须牢记，避免历史决定论的必要性。历史极其多变，对过去的解读也是多种多样，而这些解读本身就重塑了过去和现在。更重要的是，变革和转型不能仅仅通过考察中国内部事件来解读。
中国之前也曾处于十字路口，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叶，当时西方列强实施了更早期的强制性“开放”。在逐步但深刻地认识到自身落后状态的刺激下，中国在1898年百日维新和1901年至1911年的晚清宪政改革中走向君主立宪制。1911年后清朝的灭亡，则开启了共和时代议会政治的短暂实验。
为什么这些实验失败了？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这个1920年代鲜为人知的术语，是如何在1940年代末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虽然这段历史的大部分仍然须要评估和再评估，但显然必须在明治时代日本和布尔什维克俄国崛起的背景下，理解这种深刻的思想和政治变革。
黄亚生用无比温暖怀念的笔触来描述的1980年代也是如此。中国的思想转变必须被理解为对过往手下败将——二战中的日本、朝鲜战争中的韩国、内战中的台湾，以及仍然被殖民（或受人屈辱）的香港——快速经济增长的回应。再加上新加坡在李光耀治下新实现的繁荣，有足够多的证据去震撼中国人的心灵。在与世隔绝30年后，中国又不幸地落在后面。
我清楚记得1989年夏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后，迅速笼罩中国的悲观情绪，与没过多久柏林墙倒塌后，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中东欧国家的欢欣鼓舞，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普遍认为，威权主义注定要失败，民主必然胜利。历史的终结即将来临。
但如今中国非凡的经济转型，以及俄罗斯和东欧“休克疗法”的持久影响，似乎让人们对早先的胜利主义假设产生了怀疑。同样，尽管人们也对阿拉伯之春欢呼不已，但这些民众起义很快就让位于新威权主义。事实上，那正是中国自身开始回归更大程度的国家和党控制的时候。
虽然我不赞同那种简单将威权主义或民主视作经济增长引擎的看法，但我同意黄亚生的观点，即中国40年来前所未有的增长，应归功于市场，而非国家。同时，我们这些身处西方的人，有责任在输出自身意识形态理念之前，更好地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可持续发展背后的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