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认为共富的前提是创造财富，创造不出财富就只能共贫，因而效率是第一位的。硅谷社会主义必然保留资本主义机制——竞争、市场、自由企业、创新和创造发明。
在西方，“社会主义”一词在人们头脑中激发出两种形象：在国内是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左派政纲；在国际上则是专制、腐败、没有效率、缺乏创新的旧社会主义，即斯大林一脉的“共党国家”的实践。两者的共同之处是理想主义指导下的大政府限制自由。西方的左派往往是知识精英，许多上过昂贵的大学。他们愤世嫉俗，缺少幽默感。特斯拉总裁马斯克（Elon Musk）在社交媒体X发贴文问：“需要多少社会主义者才能拧紧一个灯泡？”他为自己的女儿付了昂贵的学费，后者却被教育成一个共产主义者，要和他这个大资本家划清界限。这种空想主义在中国也很明显。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哪里来的？中共说是历史的结论，是人民的选择。但这里混淆了两个概念：革命和建设。中共的成功主要是“以俄为师”，是十月革命成功的模式和有效的组织形式，使它取得革命的成功，但建设社会主义则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当时的资本主义现实中得出的结论，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风马牛不相及。它在中共百年史中一直作为“远大理想”存在。一旦斯大林的建设模式失败、引进了市场经济，就连社会主义是什么都没人能说清楚了，于是简单粗暴地定义为“共产党的领导”。“共产主义的幽灵”一直在神州大地上空徘徊，总掉不下来，因为它不是从中国的现实总结出来的。中共常常用“集中力量办大事”来谈它的制度优越性，但对滥权和腐败却拿不出根本解决办法。回归正统使西方对它采取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方针。
从现实而不是理想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才有生命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伯尼·桑德斯那样的大政府式社会主义理想主义，但影响力正在式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正在西方崛起，但当今的资本主义的现实同马克思时代完全不同，所以它不是从工人运动中产生，而是出人意料地产自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硅谷的资本家当中。“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最有力的支持群体在硅谷；马斯克、比尔·盖茨（Bill Gates）、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山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杰克·多西（Jack Dorsey）等都在不同场合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人工智能之父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也自称社会主义者，他反对媒体和计算手段的私有化。新加坡的李光耀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的结合——前者是理想，后者是现实，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是这一派“另类”但最有前途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点。
总结起来，“硅谷社会主义”的特点包括：
坚决否定旧社会主义
马斯克批评西方左派“假装做好事，实际上却造成危害”。恐怕旧社会主义也对得上号，例如大跃进就是好心办坏事。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是剥削之源，马斯克却声称权力才是剥削之源。这位南非出生的亿万富翁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粉丝。奥威尔本人也是个社会主义者，但对斯大林一脉的社会主义深恶痛绝。他的名著《一九八四》深刻地揭露了斯大林极权模式的法西斯本质，马斯克似乎已将《一九八四》作为他个人品牌的一部分。
效率出共富
马斯克说：“我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只是不是那种将资源从生产力最高的地方转移到生产力最低的地方”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追求所有人的最大利益”，他的理念类似帕累托效率，而传统社会主义者往往不太关心效率，更多地考虑如何在人们之间分配资源。马斯克认为共富的前提是创造财富，创造不出财富就只能共贫，因而效率是第一位的。硅谷社会主义必然保留资本主义机制——竞争、市场、自由企业、创新和创造发明。同马克思相反，马斯克反对工会，认为它牺牲效率。他公开自己公司的源代码，放弃专利，反对版权，认为这些有利于个人和企业牟利，但妨碍了知识传播带来的广泛创新和创造发明。他反对禁用TikTok，尽管这对他的X公司有利。
但马斯克又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在2017年2月在迪拜举行的世界政府峰会现场会议上表示，技术变革的步伐正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挑战”，人工智能（AI）不能干得更好的工作会越来越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夺走就业机会的连锁反应值得政策制定者关注，并认为人类别无选择，最终会引入某种形式的UBI。共富的出发点是提高效率和创新力，而不是简单的有饭同吃，有福同享。UBI的初衷是将人们从养家糊口的重担，以及房奴、车奴、孩奴、996奴等打工仔的命运，以及不愿干又不得不干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有机会去做他们想做且擅长或必须做的事情，如创新创造创业，争做各行各业的状元，照顾老人、病人，教育下一代等。马斯克认为UBI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追求他们的理想，“通过鼓励创业和创造以及对各个层面的社会价值的追求”为社会带来巨大利益。
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现实道路。中国的马云也敏锐地在新技术革命中察觉到这个大势，他是中国的新社会主义先驱之一。只要生产力不断发展，在AI助力下几乎任何东西都会极大丰富，变得非常便宜，这才是共富的物质基础；而高税收高福利是杀鸡取卵。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但再次提出“共同富裕”时，劫富济贫的冲动几乎到处可见，尤其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内，搞得“先富阶层”惶惶不可终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的具体型态不应从宏大理论叙事中推导出来，而应该从现实问题中总结出来。硅谷社会主义就是这么来的。
马斯克的现实主义集中表现在他的“第一原理”的思想方法，即抛开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等杂音，直奔事物的本质。这使他常常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意见，除了支持全民基本收入外，他还是最早对人工智能的危险发出警告者之一，并同奥尔特曼共同创建了OpenAI，希望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走出一条非商业化道路，为人类提供广泛的利益。他支持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并因此辞去了特朗普政府顾问团来抗议特朗普的“退群”。他一反人口爆炸的共识，提出对人口坍缩的警告。他支持碳排放税，反对政府补贴，还批评了卖空、冠病封锁和工会，在台海和乌克兰战争上的看法也与众不同。他坚决支持言论自由，但不是站在政治正确的绝对立场上，而是出于对创新和社会活力、社会正义的考虑。
他的现实主义还表现在他对自己的报酬毫不客气。他有天文数字的收入却在2020年宣布要“不拥有任何房产”，住进从SpaceX租来的5万美元的移动房里，称他要这么多钱是为了投资人类的未来。的确，他的所有创业活动都围绕着解决人类面临的迫切问题展开。在环境和生活方式方面，他推出了5万美元的移动房，发展特斯拉电动车；同弟弟一起创立一个家用屋顶太阳能系统的公司，并积极投资发展大规模蓄电池以解决风和太阳能发电量起伏太大的问题。他的火星计划起源于他为人类生存提供保险的想法。他还敏锐地察觉到生活的意义将成为富裕起来之后人类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尤其是AI使许多人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后。扎克伯格也说：衡量成功的标准不是薪水和GDP，而是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贡献。他们的观点同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异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很少有人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将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怎么办？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从当时最发达资本主义的现实中总结出来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至少就它目标模式的模糊和所造成的思想混乱而言。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被移植过来后，就要么是教条，要么是“远大理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始终无法脱掉空想的色彩和政治的左右摇摆。是时候在“第一原理”指导下，从中国的现实中总结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至少在经济基础上，中国的现实已经非常接近美国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同资本主义国家几乎一样。硅谷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什么“远大理想”，而是现在进行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不言而喻。
中国仍具有巨大优势来从事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马斯克盛赞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半导体、航天等关键领域，只有中国是美国的强劲竞争者。去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汽车行业会议上，特斯拉是签署奉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诺书的唯一外国汽车制造商。中国的体制、产权结构、决策力和执行力、长期规划和应变能力等方面，提供了资本主义制度所没有的可能性，在维护社会稳定、安全和组织协调大规模转型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这些在这个百年变局的动荡世界中难能可贵。但同美国相比，中国最可能输在活力和创新能力上，尤其是经过10年的收权和全面从严治党后。这就须要向资本主义活力的震中区产生的硅谷社会主义学习，抛弃旧社会主义的枷锁，来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转入新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