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TFR）为1.26，创历史新低。就算是因为疫情导致结婚数目减少，但TFR在2015年改善到1.45后下降并不是一时的，而是一个趋势。更严重的是，出生人数急剧减少，2022年的出生人数为77.1万人，减速超过预期。此前，许多从事人口问题的专家都集中讨论如何改善TFR的方案，但他们开始注意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的形势下，仅靠提升TFR，无法减缓人口减少的速度。根据2023年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公布的预测，假设TFR中位在1.36左右，出生人数在50年后将只有50万人左右；如果结婚率发生变化，结果可能比预测还要糟。
少子化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两方面的冲击，一是少子化本身造成的，二是少子化致使总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前者是随着年轻人口减少，育儿相关消费和教育需求也会减少，18岁人口急剧下跌，对日本的高等教育方式影响很大。日本教育部在今年7月公布的预测，2040年至2050年升大学的人数，将从现在的64万人左右减少到50万人左右，由此预计，难以为继的大学也会增加。至于后者，可能会带来劳动力不足、社会保障制度无法持续、经济增长被抑制等多方面影响。
少子化会造成生产年龄人口减少，以致劳动人口减少。根据之前的人口预测，20岁到64岁人口将从2020年的6938万人，减少到2050年的5147万人，约减少四分之一。当然，劳动参与率越高，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幅度就越小。因此在日本，女性和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成为重要的支柱，“女性活跃”一词顿时广为人知。但是，女性和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改善毕竟有极限，政府重新开始表态，要改变接收外国劳动力的政策。然而，有劳动力不足烦恼的不仅是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大陆等亦然，即使扩大门户，也难保外国劳动力会选择日本。
伴随着少子化，人口老龄化的各种问题也摆在眼前。最大课题是如何维持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机制，以及确保有足够人手应付急剧增加的老龄人。与劳动力不足相重叠的问题，也包括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急剧增加。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有突出的政府债务问题，不能轻而易举地增加应对老龄化的财务支出。虽然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进步，有助于解决劳力不足和提高生产率，但目前还不确定能依靠到什么程度。
必须推进结构性改革
少子化对策至今已讨论30多年，日本政府近年来在社会支出中，增加了面向家庭的支出。从以往经验可以看出，家庭支出（GDP占比）越高的国家，TFR越高。面向日本家庭支出的GDP占比，从2016年的1.48%提高到2021年的2.46%，可以解释为近年来TFR虽然在下降，但对家庭的援助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并且，现在的岸田政府为“异次元的少子化对策”提出各种政策，具体为增加多子家庭的儿童津贴、将儿童津贴对象年龄提高到18岁、提高育儿休业补助金的支付率、加大高等教育等奖学金等。这些政策有可能改善TFR，但筹措财源并非易事。
为了增加资源，政府在抑制现有支出的基础上，打算在医疗保险费征收少子化对策所需的经费。虽然打着所有家庭支援育儿的旗号，却招来诸多批判，质疑为什么要在医疗保险下手；既然要所有家庭支援育儿，为什么不通过消费税？批评政府从容易下手的地方着手的做法过于草率，也不为过。
问题是这样的少子化对策有多大效果？对年轻人来说，社会环境若不能确保稳定收入，对将来有期待，很难下决心结婚生子。而且，妨碍女性兼顾就业和家务育儿担子的环境不改变，以及同国际上比较相形见绌的性别不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若不能根本改善，要克服少子化谈何容易。
在不久的将来，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也将面临同样问题，作为少子化前列国的日本，为给世界分享更好的经验，必须推进结构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