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携手自由主义，因为它仍是国际主流。但求同并不意味着西化，而是要在实现这些相同、相通的价值上，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
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以美国为主来维护这个秩序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也顺理成章。但战后近80年来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以至于不得不收缩阵线，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来调整政策，重新布局力量和资源。但这种调整强烈冲击着国际秩序，给世界带来了不确定性。
在地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老大会恐慌和愤懑，显得易冲动和好战，这是很自然的反应。
仍然强大的实力和长期高高在上养成的习惯和思想方法，现在被用来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就会导致自我降格的行为。例如，特朗普风声水起的对外政策几乎是立竿见影，彰显了美国无与伦比的国力，但又在快速消耗美国的软实力，将美国从一个伟大国家变为一个普通国家。这就是杨洁篪在2021年阿拉斯加会谈上感叹“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的原因。
拜登政府在完全没有君子风度地极限打压中国的高技术的同时，一改特朗普路线，力图恢复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重新占领道德高地。但这并不能改变力量对比的现实，故难长期持续。
处在这个过程中的霸主国最不可预料，也最难打交道，尤其是对正在上升的老二。这不仅是因为特朗普的乖僻行事风格，它也会长期体现在美国对外政策上，直到美国找到并形成适合新形势的角色定位和行为模式。
美国衰落？
很多人将美国的反常行为视为大国衰落的表现。但这是不同的时代，造成美国相对“衰落”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崛起，更重要的是一大批国家的实力上升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即所谓“the rise of the rest”。这些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新技术的普及。新技术革命对世界的影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的轨迹不可预料，不断会有重新洗牌的机会。美国超强的科研创新能力使它处于优势地位，再次拉大与其他国家的距离毫不奇怪。只要在创新体系上没有超越美国，任何国家都没有本钱自诩超越，因为新经济愈发是创新经济。
质疑美国衰落论的另一个理由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仍然是世界主流。如果中国得不到多数国家的认同，美国的地位下降或者角色变动，就会促使其他国家应运而起来填补空白。德国、法国、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尼日利亚、埃及等国都在努力调整自我角色，希望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这些国家实力没有那么强，仍然需要美国的全球功能。如果中国不能在价值观上取得标杆地位，其他国家更愿意聚合在它们周围，因为奉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国家之间有认同感，较少将彼此视为致命威胁。
中国的短板
我们看到，中国在与他国的纷争中，世界各国更多同情或支持对方。例如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以及2017年两国在洞朗的对峙，很明显中国是被动一方，因为在西方的围堵打压下，对印度这样的崛起大国挑起边界事件，对中国非常不利。然而，多数国家都站在印度一方，包括同中国关系还不错的一些国家，更不用说视中国为战略对手的美国及盟友。在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也是如此。中国周边，像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蒙古、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它们的价值观和制度都更接近自由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几乎全世界年轻一代都更加liberal（崇尚自由），包括中国的。中国尚无软实力来改变它们的认同取向。
作为大国崛起的标志，一是能够引领世界潮流，成为领头羊。如果得不到多数国家的认同，这个目标就无法达到。二是能同多数国家相处愉快，至少不被它们视为威胁，以致联合起来实行遏制。这对中国已经是一个现实而且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国可以用经济利益来笼络一些欠发达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形成一个松散的集团，在国际组织里抗衡西方，但缺乏更深的基础，包括同俄罗斯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友好国家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增加自己的国际认同度有特殊意义。强化国际认同就会减少异类的威胁感，降低身份政治的烈度，增加用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的诱因，减少以武力相威胁或诉诸战争的概率。在人类共同价值下提高自己各方面的水平，是增加国际认同的最根本办法。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包括在许多自由主义的价值上。但水平不高仍是个问题，尤其是在西方新闻价值高的事件上，例如思想和言论控制、封锁信息、法外抓人关人等侵犯人权的行为、鼓励告密、过度监控、决策过程不透明、缺乏民主参与、个人崇拜、独裁等。这些比起中国历史上的恶政都算不得什么，中国的百姓也习以为常了。当中国是普通国家时，这些方面的事例不大会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但在照射老二的聚光灯下，就会被无限放大，成为用来为它定性的标志性事件，会严重损害它的软实力。
这些问题中的许多会随着中国发展逐步自然消失，但有的会持续下去，因为是同意识形态或传统治国术相联系。这就须要认真考虑替代手段。提高水平就是不用依靠上述手段就能得到人民拥护，能够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发展好经济。中共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些，所欠缺的是开创性思维，要改变的是渗透到文化中的长期积习。中共尚拿不出像样的理论来同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争锋。马克思主义的敌我意识和斗争精神太强，将谁当成敌人，谁就会成为敌人，这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共的冷战思维一点不比西方国家差。
优势和机会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求同并不是幻想，也不是天真，因为在价值观上，中西差距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比如中共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同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并不冲突。
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携手自由主义，因为它仍是国际主流。但求同并不意味着西化，而是要在实现这些相同、相通的价值上，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
中国在不被自由主义重视，但对所有人都很重要的价值上，已经比多数国家做得更好。例如中国政治长期稳定，社会也更安全，没有美国那样的枪击、暴力、吸毒、无家可归和其他痼疾，经济建设一直为他国羡慕。中国便捷的网上支付生活方式，深厚的文化传统，丰富多彩的生活，人均住房面积直追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还有许多民生方面的政策以及扶贫等，这些是多数国家都想要的，有吸引力因而有故事可讲。
中国的机会还来自西式选举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尽管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但西方国家自己都没有贯彻好。它们的实践有很多缺陷：党争瘫痪了政府，无节制的资本造成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人民对政府不信任、对政治过程失去信心。西方年轻一代不再迷信普选和多党竞争，厌倦了政客的虚伪和在国际事务上的无耻双标。只要在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上不断进步，甚至比西方做得更好，他们就不会在乎用什么方式或制度来达到目的。中国建立软实力的机会是给他们以启示：原来同样的目标或价值可以有不同的、更有效的办法和途径来实现。这样就可以摧跨西方盲目的优越感，让中国脱离妖魔化的困境。
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老生常谈，实际上讲的是第二性的制度。改良或超越它们的有效方法，是回归人性的第一性原理，并在它的基础上实现中西方的沟通，以人性化为主线，不断改进制度和提高各方面的水平，就会赢得世界的认同和接受；从人性上来解说自己制度的优点，他人也更愿意接受，使中国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结。
须防控的倾向
在百年变局中，如果不虚怀若谷、不断自我调整，盲目自信而不注重与其他国家的共性，就会自我孤立。中国迄今很成功；不愿意改变以迎合他国是正确的，但它面对的急迫课题，一是提高水平，二是怎样使自己能够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认可、接受而不被视为异类。从这个角度来看，战狼外交恐怕应该代之以“解放思想外交”，让各国人民认识到中国的制度、政策和做法，在实现相同、相近和更全面的人类价值体系上的优越性，而不是一味批驳和否定西方。
狭隘民族主义的自我膨胀是无边的。总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尊重和应有地位，对他国的“不敬”言行极为敏感，在对外强硬上推波助澜，这样很容易失控，走向长期对立的不归路。如此，衰落的老大脾气不好，崛起的老二也情绪暴躁，关系就难处好，战争就不远了。老二应避免锋芒毕露，因为对老大来说，趁老二实力还不够时将它打下去是最佳选择，因此它必然处处挑衅。老二要避免给它机会和借口，况且中国和世界在许多方面仍离不开美国。近代史过早摊牌的老二被打趴下，民族复兴夭折的例证很多，最近的是德国、苏联和日本。中国应避免重蹈覆辙，在关键期学会同因自我降格而变得有点流氓的老大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