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年人工智能（AI）被视为“工业革命4.0”的核心科技，AI和所衍生的科技包括“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和“超级智慧”（superintelligence）便被认为能拥有谋划、做价值判断、自我学习、自我修复改善和执行行动的能力等。AI因此被认为拥有甚至能超越人类智慧的能力和潜能。AI、机械人、自动化系统和无人驾驶装置等，便可被概念化为“非人类行动者”（nonhuman agency）。
1950年，英国AI之父图灵（Alan Turing）先提出电算机器会仿效人类思想的说法。他的主张引起神学界、数学界和哲学界争议批评。其中有神学家提出神赋予人类不死灵魂，使人类拥有非人类物种没有的思想能力。因为电算机器没有灵魂，它们便不可能如人类般去思考。图灵则认为，被造物会否被赋予灵魂，纯粹是造物者神自己的决定，人类只作为被神委派管理世上所有被造物的管家。
机器作为被造物，便可能拥有能像人类般思考和行动的能力，甚至拥有能超越人类智慧的潜能。于是，将AI概念化为“非人类行动者”具有适切性。
为更理解非人类行动者对社会科学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解释清楚“人类行动者”（human agency）这传统社会科学概念的意思。1852年，马克思曾经为“人类行动者”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定义。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一书中写道：“人类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但是这一切并不是随心所欲而为之的；他们并不是在自我选择的环境下创造历史，而是在已存的，由过去决定并传递的环境下进行的。”
借鉴马克思的说法，人类行动者与生俱来一种能思考、判断、计划和决定采取什么行为行动的天生能力。而这主观能动性虽然一定受制于客观历史因素和结构性限制，但是行动者所决定的和采取的行动，也同时被行动者的价值观、信念、理想和承诺所指导和推动。换言之，人人天生都欲成为自己生命的真正主宰，去重塑个人命运以至集体历史，但结果如何则不由得行动者自己决定。
自此，“行动者”（agency）和“结构”（structure）便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辩证关系。具持久性质的结构（包括制度、法律、规则、系统、语言文法、文化风俗等）同时限阻了行动者的意志、决定选项和行动方案，但也容让行动者去利用、透过结构去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构具“二重性”（duality），能同时限阻及推助行动者。
由于不是所有行动者都拥有同等条件、能力和自由度去利用或透过结构去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有人会比其他人更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也因为这个原因，社会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便大概可被分为两大派。
第一派是较侧重行动者的理论：包括符号互动学派、建构主义、自由主义和重视“集体行动者”的一些马克思学派。这一派偏向重视行动者可改变决定结构的能力。
第二派是较侧重结构的理论：包括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和政治现实主义等。这一派偏向重视结构规限决定行动者和结构性变迁的分析。
因为以上两派理论的原意，都是去解释个人和组织的行动；非人类行动者并非它们所关注。以AI为例，我们现在很难去提出判断AI作为非人类行动者，已拥有欲重塑结构和改变机器自己命运和改变历史的讲法，但我们不能排除这些潜在可能性。于是，虽然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论并不一样，但两者的核心定义和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都有相互参考性，甚至潜在共通性。
战争研究转向关注
近年的战争研究发展也转向关注非人类行动者。一直以来，战争研究的其中一个关注点是非直接战争（indirect warfare）的演变。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为了以最低成本代价投入去达到政治目的，人类战争已经历了五代发展阶段。
第一代战争是典型的人对人在战场上的直接格斗，如直接肢体冲突和以冷兵器对抗等直接战争。
第二代战争出现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英国内战之前，并延伸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滑膛枪的研发成功，让人类进一步可使用更具精准度的间接战斗媒介（如子弹和炮弹），在战场内外同时使用，展开间接战争，武器包括来复枪、迫击炮、火箭、鱼雷和导弹等。
包括间谍和策反战术的第三代战争虽然一直存在，但在冷战时期特别大派用场。渗透和妥协策略的使用，让战争大部分时间在战场外进行，目的是先将敌方军队从内部瓦解以至崩溃，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效果。
第四代战争出现于冷战时，将政治和战争之间的界线模糊化，目的是在战场外将平民百姓转变成战士。结合资讯战、网络战、宗教极端主义、身份政治、社经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等手段，成为混合战术的一种。第四代战争也包括“大脑皮层战争”（cerebral cortex warfare）：持续向对靶人口的脑部转输资讯去激发情感（如愤怒和痛苦），去刺激群众参与反政府示威等活动。
第五代战争则出现于冷战后。混合战更趋于间接化和即时化，并且透过“非人类动能”（non-human-kinetic）的军事行动进行，即包括使用AI和自动化系统所支援的机械人战士、自动化网络攻击、无人机群、无人控装设等“非人类战争行动者”（nonhuman war agency）。
这变化过程也反映，大概自从第四代战争开始，有谋划者提出人类行动者可被其他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本构成”的可能性。例如，使用AI控制的资讯战，透过社交媒体去进行大脑皮层战争和发动自动化网络攻击，达到政权易变的间接战争效果。
外星非人类行动者
而近年渐受关注的外星文明生物等不可解释现象，也为非人类行动者增添另一层意义，即“外星非人类行动者”（extraterrestrial nonhuman agency）的智慧、决策、思考，判断和行动等研究。总括而言，非人类行动者对未来社会科学的影响，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和地球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假设，和启蒙时代信条。人类行动者只是社会政治现实的其中一个单位，不单会被结构限制或推助，也会与非人类行动者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结构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