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半百、20年来没上过超过两周的实体课程、左边五十肩未愈——却决定只身远赴牛津，参加长达三个月的新闻研究课程，我虽有些许忐忑，却对自己有走出舒适圈的勇气感到自豪。
然而，跟我班上好几名同窗相比，这点所谓的勇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先说来自芬兰的H，是一份市镇报纸的领导人，她与同样申请到助学金的丈夫，带着分别只有四岁和七岁的儿子和女儿，以及一辆脚踏车，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就驾着车到牛津来。要在牛津待上九个月，H每天都觉得以不熟悉的英语表达看法非常吃力，但还是努力地接受挑战。
N来自阿根廷，原本承诺支持她上课的领导人离职后，新领导人反对，她毅然辞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来自西非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的O，生活在经历多次政变、目前还频频发生恐袭的国家，在国内连透过Zoom跟同学连线都有问题，却冒着被扣上“媚西方文化”帽子、回国后或被清算的风险，成了班上10人中唯一的男生。
班上虽有几个千禧一代的同学，平均年龄仍有42岁。就算这趟学习之旅不如正式上大学般漫长，但要放下熟悉的工作，还是令大家惴惴不安。这也正是许多人不愿意走出舒适圈，去学习新事物的一个原因。
多位同学之所以能义无反顾地走出舒适圈去学习，除了自我的心理调适，很大的原因是解决了经济方面的难题，在千多人的海选中，靠要研究的项目脱颖而出，获得学院的赞助。除了个人积蓄、雇主和培训学院的资助，若政府在成人学习方面能帮更多忙，就更理想了。
成人工作数年后决定深造或到国外短暂游学，应当有一些积蓄，要求政府全额出资，并不切实际。然而，如果雇主支持雇员到国外学习，是否能让雇主获得一些政府补贴？如果工作人士自掏腰包到国外去，是否能让他们也申请一些政府资助，或帮助这些愿意走出舒适圈的人，在学成回国后配对工作？另外，他们能够获得哪些转业的咨询或指导呢？
正如个人目前只能用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上特定的课程，要协助个人到国外学习，自然也得限于一些合适的课程。
雇佣和重新雇佣年龄一再调高，人们的职业生涯会越来越长，终身学习的观念也就日益重要。要让在职者或失去工作的成人继续学习，还须要探讨更多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