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困难，从本质上讲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只不过被特有的政治放大了。西方和中国的自由派开出的药方是法治、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社会自由化的进一步改革；然而他们似乎没有看到，最自由民主的国家也没有幸免于资本主义危机。左派在没有足够思想和理论创新的情况下，政策主张的后果很可能是倒退回旧社会主义，因为后者的上层建筑仍然强势，而且中国已经形成相当规模，且不断扩大的左的社会基础——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众多草民。
中国地位之尴尬处在于，它被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弊病困扰，但却被资本主义国家当作苏联还魂来打压、封锁和遏制。这就是中国崛起之路上独有的艰难。
在近代，大国崛起的传统道路，是靠强大工业基础上的国力、军力以及感召力，美国走的就是这条路，但当初美国面临的不是像今天这样的大变局。当时它代表的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期，工业化仍是世界各国的追求。美国在这方面走在最前面，自然就有了吸引力。再加上美国的立国理念，使它有别于老牌帝国主义霸权，更容易被接受，所以它成为老大是水到渠成。
作为一个共产党执政下的异质文明大国，中国正在面对一个不被主要国家认同和接受，被视为威胁的困局，而且这种认知正在促成一个松散的反中统一战线。中国与之对抗性的胜算几乎为零，会陷入类似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对抗整个北约和其他不认可侵略行为的国家那样的困境。但时代也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使它有可能走出一条非传统的大国崛起道路。
百年变局的机遇
当今大变局产生的原因，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环境、资源、气候和生物圈造成的破坏，越来越无法忍受；二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对普通人提高生活质量的作用越来越小，而日趋激烈的竞争，对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直逼人类生理极限。在AI引领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下，相当一部分人还有被淘汰、沦为“无用阶级”的危险。资本主义的惊人生产力，在竞争必然会有输赢和赢者通吃的规则下，无法惠及所有人，并导致贫富差距的极端化。
换言之，目前中西双方都在寻找出路，都面临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谁率先走出困境，创造出后资本主义人类新文明，就是这场竞争的胜出者。中国的机遇是它比其他国家更有可能率先找到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模式、新制度。
这听起来似乎异想天开，其实对中国而言要比想象的容易些。
首先，给全民提供一个像样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能力已具备——事实上中国经济正在受产能过剩困扰。其次，作为一个革命中产生的政权，它有相当的制度转型优势。再次，中国没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的阻力——中国的利益集团仍在初创中，而且依附于政府，有高度可塑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尚未形成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正统在一般百姓中也大大淡化了。而且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统治，却有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可供发掘。所以，民众的思想意识也高度可塑。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思路。
解决人的异化之原罪
鉴于目前资本主义国家遭遇的困局，很显然，按自由派主张，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路走下去，无论是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都看不到光明的前途。只有超越资本主义，方能定义中国的和平崛起。
后资本主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中的持续贫困这个资本主义的原罪。人类现有技术储备和生产能力，足以解决所有人的温饱问题，但在资本主义下生产力的发挥，受到一个“硬道理”的限制：资本必须赚取足够利润。这个条件使现有生产力远远无法充分发挥；它像一道闸口，将财富的洪流变成涓涓细流，而且永远不会慷慨流向大多数人。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五倍，但它的街头流落着无数无家可归者。如果中国发展到了美国的发达程度，却不得不容忍大批流浪讨饭者充斥大街小巷，这个发达还有多少意义？
其次，要根除把老百姓和政府都折腾得够呛的周期性经济衰退和动荡。虽然现在大多数人都对此习以为常了，但就它造成的巨大破坏和苦难而言，绝不应该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来心安理得地接受。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将人从生产要素中解放出来。
资本的逻辑是生产要素的成本最小化、回报最大化。劳动力也必须遵守这个规则，于是就产生了我们每天都看到或遭遇的谋生的艰辛——就业的压力，996的节奏，不得不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各种生活压力造成的精神问题，尤其失业的焦虑，还有家庭、家族和社区的解体，人们为追逐工作机会而无根漂流，人际关系的金钱化等等。
将人从生产要素中解放出来，贫富差距也会迎刃而解。飞速发展的AI使这个理想有可能实现。到那时工作不再是为了谋生，而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寻找生命的意义。
第三大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消费主义。这也是中国学习西方最彻底的理念，比如现在天天喊“扩大内需”来促经济增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个巨大的熵增机制，它将环境和社会中有秩序的东西打散，消耗掉，最终变成无秩序、无价值的垃圾。永无止境的经济扩张正在吞噬地球的生物圈和人类社会的文化传统，将生态化为荒漠，将社会变成金沙。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却同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秩序耗散完了就是人类的终结。
清算旧社会主义原罪
除了要解决这些资本主义的共同难题外，中国还面临着清算旧社会主义的挑战。旧社会主义最大的原罪，就是官本位。这是它所有弊病和最终崩溃的总根源。首先，只要不革除官本位，腐败和滥权就无法根除。其次，对上负责的庞大官僚体系无法真正为人民服务，因为依附于这样一个权力结构的各级官员只能唯上。要真正把人民群众摆在当家作主的地位上，就必须摆脱“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种羊倌式的霸道统治理念。
再次，官本位造成全社会上上下下一系列扭曲的行为和价值观。在顶端是个人崇拜和无制约的权力随时可能带来的灾难，下面各层是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在社会上的后果是“巨婴症”“刁民综合症”和机会主义盛行；高压和严管稍有松懈，就会出现各种乱象。在一个缺乏诚信、道德底线经常失守、公民社会缺失的国度里，人人都没有安全感，都觉得唯一靠得住的是金钱，于是拜金主义盛行，道德的土壤被铜臭进一步污染。
最后，官本位压抑了社会的原创动力，导致技术上长期落后和经济上落伍。即使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列车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挂靠在西方国家创新的火车头上。美国那种创新体系很难在这种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下诞生，搞大规模集权更是预示着灾难。
后资本主义文明
新文明可以这么概括：安全是本，幸福是靶，创新是神。
联合国关注的“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在资本主义下不可能实现：就业是其他安全的基础，而就业不安全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方式。资本逐利的本性使相当一部分产能无法发挥出来或被销毁，因为短缺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没有短缺时，资本会人为地制造短缺来维持自己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巨大财富中的持续贫困”这个原罪的根源。把被资本主义压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就会大大提高物质供应水平。劳动力不再是生产要素后，人的安全就有了实现的条件。这里的关键是转换社会的动力机制，使经济的运转不再只靠逐利来推动，社会不再只围着钱转。
在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生活质量或幸福感的提升要靠精神方面的追求，这是为无数研究证实了的。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可发掘的遗产非常多。将追求物质的相当一部分力量转到精神追求，就足以启动和恢复许许多多已经或正在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文化遗产，而且还能够创造出一批批新的成果，不断将人类文明推上新的高度。
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个性化，产出的东西不仅丰富多样，而且能够在互助合作生产过程中重建社会，使每一个人都能从生产活动中得到满足，找到自己事业和生命的意义。中国的人口基数决定了，它只有在提高非物质的幸福感上，才有弯道超车的优势。
新技术革命下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当人们不再为生存疲于奔命，不再干自己不想的工作，内卷将不复存在。去掉了物质生活的压力后，人们不会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因为有追求、有成就也是人的本性。省下来的时间、精力和才干就能够全面投入创新创造，攀登文明的新高峰。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全民创新，大众创业”才有实际意义，而不只是空谈。
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社会主义大潮的，是资本主义的困境。在解决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上做出不懈努力、取得瞩目的成就，中国就会自然汇合入世界历史的主流，以崭新面貌来撇清旧社会主义。这应该是一种人性化的、彻底脱离旧社会主义在国外公众中的霸道、残暴和违背人性的形象，能够为世界大多数人接受的新社会主义。这要求执政者从“放眼世界”暂时退回“胸怀祖国”；大幅度减少在国外的竞争、对抗和建功立业；脱离GDP竞赛，因为同资本主义国家竞赛GDP，只能使自己更加深陷资本主义的困境。应该集中精力在中国探索和布局如何解决人类共同的难题，以便将来在新的基础上放眼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