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龙尾”来论断一件事物的受欢迎程度，似乎有点无厘头，但却是我直观看待香港书展的方式。各地书展有排队人龙自然不过，孤陋寡闻的我却只在香港书展见过工作人员在万头攒动的会场里，手执显眼的“龙尾”指示牌，让要结账的公众在茫茫人海中排对队伍。这些龙尾在今年的书展里，却失了踪影。
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所发布的数据，两周前落幕的香港书展，在七天展期里共吸引近百万人次入场。“近百万人次”是个什么概念？今年初的台北书展也就吸引了50万人次。身处会场，人潮虽尚属络绎不绝，但相较于上一回的经验——那已是七年前了——让我感到特别明显而巨大的落差。这“近百万人次”必然是将同时举行的“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综合统计在内，尤其是后者，简直可用“人潮汹涌”来形容。
在华文出版版图里，香港始终是极为独特的一块，看似商业但实则多元的面貌，在华人世界里独领风骚——金庸、倪匡等影响力无远弗届，看西西、也斯的作品也就不会入错门；对其他创作感兴趣，也有李智良与黄仁逵；若要缅怀大师，刘以鬯与黄霑的作品是不少出版社今年力推的卖点。但这仍“族繁不及备载”，香港本土的创作类别远不仅于此，新世代流行作家从未缺席。
香港出版的独特，还因其言论自由。然而，诸如专攻时政论著的次文化堂等出版社，今年的命运似乎与龙尾一样。在我上一次参观的2016年，当时“铜锣湾书店事件”的阴影犹在，但“禁书”在书展仍是举目可见，剑及履及批评时政或党国体制的作品也无处不在，甚至可见中国前政要及学者无法在大陆出版的著作。当时的《明报》甚至刊登了两版〈开卷有益读禁书〉的评论，“禁书反照中共官修历史的荒谬”“欲亡其国者·必先亡其史”等是作者的诉求，这类言论并不罕见。
翻开两周前的《明报》，读到的已是另一种口吻。有专栏作者就认为，时代已然不同，硬要将高压下的书展跟往昔比较，实无意义，并直言“不明朗的日子”“环境恶劣如流落荒野”，值得聚焦放大的应当是作者、出版界、读者的继续尽力写书出书买书。他进而政治正确地将今年的书展喻为“新时代书展”，展现的正是“求变、适应、克服”的精神。
是什么书籍回应了这位专栏作者所指的精神？若置身于书展，绝对能感受到一股缅怀旧日香港的浓烈情怀。近年来，最红的一本当属《香港遗美：香港老店记录》，旨在探索这座城市里消失中的美，同时着重以非文化遗产的“美”唤回大众记忆，“盼读者好好珍惜当下”。此书获颁今年香港出版双年奖时，作者自我期许继续以不同方式记录香港，“以创作回应时代”。
这类书籍并非在近年才异军突起，杨佩华和谢汶亨的《淡忘中的新加坡传统华族木偶戏》为代表，只是香港在这方面更展现出一种无以名状的执念——能以散步的视角写就一本《香港散步学》，甚至以连贯整个香港旮旯的行人天桥为主题，出版一本《天空之城》来观察与想像脚下的这座城市，让人惊叹。
香港当下的变化，更凸显了这份记录本土的执念。就像那些龙尾，慢慢地消逝乃至不复见，后来者委婉地以缅怀之情，记录那个曾经拥有的某个片段，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