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9日，中国政府连下11道文件，要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在出口、消费双双疲软的情况下，三驾马车中投资的国有部分，由于地方政府普遍陷入债务危机，难有作为——一年前的10万人誓师大会后，至今一筹莫展。目前唯一能够寄予希望的，是民营经济能够振作起来。
这些文件是让民企来救场，还是为它们的发达兴旺造就一个春天呢？《民企三十一条》说要“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让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但从股市第二天和以后一周大跌来看，似乎没有多少人买账。这不仅仅是近些年国家对民企的持续打压的结果，而是意识形态正统中仍然没有资本的正当地位。只要不能在理论上超越旧正统，资本家在中国就会惶惶如丧家之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先天不足。
磨道左右赶马户
《三十一条》很细很切实际，但治标不治本。一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泄露了意识形态的偏见——将国企同民企对应起来，结果必然是区别对待。文件明文禁止地方上的一些歧视民企的常用手段，如将政务服务转为中介服务，还规定“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在政务服务前要求企业自行检测、检验、认证、鉴定、公证或提供证明等”，但仍坚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消灭剥削、资本家、私有制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难怪中国高净值人群大规模用脚投票。
下达以“xx条”为简称的红头文件，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时代的典型施政方式。《三十一条》还指示要“最大限度减少侦查办案对正常办公和合法生产经营的影响，强化民营企业腐败源头治理”；要“坚决抵制、及时批驳澄清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和弱化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与做法”，这些恰恰揭示了民企的日常遭遇。新闻报道中也常有某些地方政府拖欠民企的工程款甚至饭店老板饭钱的事，官员的有持无恐，也反映了民企的二等公民身份和被利用的尴尬地位。
“共同富裕”这个口号，在改革开放40余年后，并且是在大疫情中再次提出，造成了一些恐慌。民企不仅投资不振，企业家还加快了向国外移民和转移资产的速度，以至官方不得不频频出来安抚，宣称“绝不杀富济贫”。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灌输，增加了中国老百姓对贫富不均的敏感，嫉妒和仇富的现象仍然常见。这种情绪常常影响到政府的行为，是因为它在官方意识形态中有理有据。这使得鼓励民企的宣传甚至法律条文都显得虚伪。
意识形态创新不够，造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长期未能解决两大问题：日益极端化的贫富差距，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给资本家定位。左的惯性思维使得杀富济贫几乎成为一种本能，也使鼓励民企的方针政策像在一条磨道上往左赶驴，总是回到原点。造成国进民退、经济萎靡后，又出台措施，将驴往右赶，结果同样是回到原点，但这次是因为右边的创新也不足，掉进自由主义的陷阱里去了。
应付经济衰退，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套现成但治标不治本的疗法：无非是撬动利率杠杆，刺激消费，放松银根，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出口和投资，降低税率，放宽政府管制等。中国几乎完全承袭了这一套，也同样没能根治资本主义的痼疾，因为它遵循的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从而强化了这个逻辑。于是周而复始，接过了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性经济危机——不说，还正在收割资本主义的原罪——巨大财富中的持续贫困。
不知又鸟当司晨
意识形态严重滞后的一个集中表现，是“市场经济”被冠上了“社会主义”，但作为市场主体的“民营企业”仍戴着资本主义的帽子。在中国的语境中，“资本”仍是个脏词，资本家仍是为富不仁。“民营”二字的发明，本当让企业家回归“人民”的范畴——老百姓办的企业和办企业的老百姓，但它在现实运用中，主要是为了给意识形态的滞后遮羞。
民企老板是对经济技术的发展，对市场变化和社会潮流最敏感的一族。像马云、盖茨、马斯克等将预测未来当作自己的主要活动，常为各国政府和各大公司当顾问，在社会上也起着引领作用。与半夜学鸡叫的周扒皮不同，他们的角色是为未来司晨，既说也做，有理论也有实践。但在中国他们常被忽视甚至压制，因为这是个“伟大领袖体制”，各级领导人必须自以为是来树权威，容不得有人更强。例如有一次马云接待下来视察的领导人，用了15分钟介绍公司的经营，而这位领导人居高临下，用了50分钟教他怎样做生意。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斯克却说，剥削源于权力而不是资本。这个顶级资本家还抱怨上海特斯拉工厂给员工的待遇太低。这不是二马对资本的理解不同，而是资本在两个不同时代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它逐利的逻辑没变，但逐利的环境条件大不一样。不光企业经营管理的哲学和理论变了，有关工时、最低工资、安全、休假、福利待遇、劳动合同、工会等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也大大改善了。共产党执政下的资本更不可能为所欲为，刘少奇甚至有信心向资本家喊话：“剥削越多，功劳越大！”在一个颠覆性创新时代，比起国企老板，民营企业家更有“上善若水”的特质，对国运开通尤其重要。
剥削与分工
从根本上讲，资本家是个职业，是社会分工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社会分工也是资本更本质的定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企业家应该不比化学家、哲学家、数学家、航海家、小说家等，更有理由被划分成为一个单独的阶级。这个认知比用“剥削”来定义资本家，更切合当今的实际，也更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强调资本家的社会属性，以及他们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就可以将他们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从而获得正当合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这并不是说不存在剥削；剥削可以用各种办法来控制，但社会分工是发展的前提，是不可或缺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消灭剥削，也消灭了这么一个分工的角色，结果是生产力大大滞后，经济有气无力。明白了资本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杀富济贫”就是“杀鸡取卵”。
由于天天跟金钱、物质利益或权力打交道，这个群体肯定是腐败和犯罪多发地带，但治理的方法应该是法治，而不是常见的谩骂、谴责、政治运动、意识形态诛心和政治上的歧视。可靠的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是治本，也是这个阶层的定心丸。
资本社会主义
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家靠的是智慧、胆略、辛勤劳动和艰苦创业，他们是真正的劳动者、工作狂，而不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美国的一些大佬，如马斯克，巴菲特，盖茨等等是社会活动家，他们用资本积累的方法来追求社会主义的目的，将社会和自然生态的逻辑渗入市场来冲淡、限制和改变传统资本的逻辑，减轻它的异化作用。盖茨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硅谷是资本的大本营，也是“全民基本收入”（UBI）这个社会主义主张的大本营。
人的追求和心理需要是多方面的，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让所有的成就感都以财富金钱的数量来表达，而要创造多种社会化表达方式，使老板的精神追求以公益而不仅仅是私利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方面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可发掘。在传统社会中，乡绅和财主起着社会骨干作用。他们并不都是“土豪劣绅”，许多是慈善家，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道德品行的创立或传承者。他们办工商企业或经营土地的理念，以及在乡间邻里担负的社会责任，在现代就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企业家。
既然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产党就应该不是消灭而是重塑资本，使企业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共同富裕”不应该只给他们造成压力，也要为他们创造施展抱负的机会和舞台。这就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将他们纳入主流，而不仅仅是利用。这样就会促进民企老板的角色转换，从单纯的赚钱向传统的“济世”转变。在共产党的统治和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为社会企业家是中国老板的宿命。他们从中得到的成就感和生命的意义，未必逊色于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大量财富堆积。中国的老板也面临创建中国特色资本家的伦理和行为模式的挑战。
这里的关键是再造全社会的动力和激励机制。这就要求大胆的思想解放和意识形态创新，对现行体制和方针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达到所有阶层、团体、民族、宗教信仰和职业、身份的人们，能够在中国都各得其所，在良性互动中迸发出无限创造力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围绕着民企的大量内耗，走出左右两个方向的磨道，为长期发展打下制度基础。这种改革比拯救经济于一时的衰退，对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意义要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