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急需的是从与发达国家交流中才能得到的先进要素。争取第三世界国家支持成本很高，所得并不是中国急需的。中国须要尽可能保持与发达国家的密切联系。
进入2023年以来，战争的现实感骤然上升，而且是莫名其妙地上升。不仅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紧锣密鼓，亚洲许多国家的战备也在提速，中国更是争分夺秒。新加坡外交部长感叹二战后数十年的和平红利已消失了；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也惊呼世界正在滑向战争边沿。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打压，远远超出了竞争的范畴，大有不共戴天之势。
最近的事态发展显示，以攻为守将成为近期中国的对美政策。这很可能是中国在感到无路可退后，决定进行的一场豪赌，赌的是美国不敢真对中国开战，咄咄逼人的气势有可能使美国避让，从而获得一定的喘息空间。中国从国际分工重回自立更生，几乎不可避免。
中美和则双赢，斗则两伤。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事态的发展一直朝两败俱伤的方向发展，甚至拉世界经济陪葬也在所不惜。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两大原因：人性和误判。
人性的陷阱
人类在非洲草原上的生存竞争中，周围环境充满了危险，对陌生事物非常敏感，看到负面的东西比正面的多。群体内部的团结和合作精神，是在对外斗争中凝聚起来的，区分他我的大脑结构与生俱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好人、坏人”的二元思维，习惯性地将他人和事物归类，并用情绪化的道德判断来替代理智。主导国际政治的往往是情绪而非理性。
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而将对手妖魔化，这就是人性。中美都不邪恶，都有可爱和可恼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是人，有同样的人性，从根本上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但一个“邪恶”的标签就可以彻底阻断交流，使双方都依照这个定性来编造对方的故事，发展出来的两种叙事，导致了势不两立的“客观心理”，即主观想法成了谁也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就像美国两党对中共是“邪恶”的共识。
同样的对美“客观心理”也正在中国形成，制约着外交政策。双方舆论场都形成了政治正确的强大压力。“逢美必反”在中国愤青中的狂热程度，直追西方许多圈子内的“逢中必反”，可谓异曲同工。
中国感觉美国欺人太甚，美国则感觉中国咄咄逼人。这种感觉催生的是情绪而不是理性。双方在情绪的主导下和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出现误判是必然的。
双向误判
中国一直在讲，美国对中国有重大误判。用中国新外交部长的话就是“第一个纽扣扣错了”，导致一步错则步步错。所有国家都自认为是良善和正义的，这也是人的本性。但这种自我认知在国际政治中毫无意义。相反，它往往导致误判，造成事态恶化。当一国的国民非常“人性化”地认为自己是“好人”，给他国贴上“邪恶”的标签后，就不屑花气力去认真理解对方的观点和诉求，因为遏制打压已经是既定方针了。
同样，中共一旦认为美国不怀好意，就会将它的所作所为都判断为要中国的命。双方剩下的，除了“准备战斗”外，就是大国独白，各说各话。国与国之间的悲剧就是这样来的。
比起这种“鸡同鸭讲”，更有效的应对方式是站立在对方的立场上，用对手的眼光来审视己方政策的效果，而不是想当然地“与坏人做斗争”。搞清楚为什么对方会把自己视为“邪恶”，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恰恰是政治人物不愿或不敢做的，因为这是硬核的政治不正确，有立场不稳、敌我不分，甚至资敌之嫌。
敢于斗争的前提是善于斗争，而善于斗争的前提是知彼知己。知彼往往能够达到知己的目的；通过对手的视角往往能够发现自己的视线无法看到的东西，并且能找到更有效的化解矛盾的办法。
认清处境和利益
比如，为什么那么多民主国家将中国崛起看作是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甚至是生死存亡的挑战？“人性化”的回答是它们别有用心，在美国的挟制下联手扼杀中国的崛起。这种“敌对势力”的简化一定产生不了有效的对策，因为它在对方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恰恰没有认真对待，使误解和矛盾不断积累。
一个国家也许是污蔑，但如果一大批国家都有这种看法，就须要认真对待了。被他国视为邪恶或威胁，不管是对还是错，后果是真实的，无论感觉有多冤枉或不屑，都必须当作现实存在来认真应对。社会现象都是人为建构的，没有对与错，只有存在或不存在。存在了就得想办法应对，而有效的应对不能靠情绪，要靠对利益的清楚认知。
首先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是近代大国崛起中，形势最不利的。中国不仅面对大国兴替的一般性矛盾，作为文明大国，还不得不应对由自己“异类”身份带来的特殊性挑战。
以往的大国崛起，一是没有跨种族、跨文明、跨政治制度的隔阂，二是都有盟国相伴，形成的是体系之间的对抗。英国在世界各地土著政权中，织造出了一个庞大的盟友体系，既支撑了英国对当地的统治，又能对抗其他西方殖民帝国的攻城略地。苏联有一个华约集团。美国在战后利用各种国际组织和条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同盟国体系，在当前对抗中国崛起中尽显优势。唯有中国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来对抗美国庞大的盟国体系，自然显得势单力孤。美国左右逢源，而中国则遭遇美国和盟友制造的层出不穷的麻烦与困境，防不胜防，恶气难咽，于是很容易被情绪推着走。
其次，当局者迷。二战前，日本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蒙蔽了现实主义的视线。它觉得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于是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而旁观的蒋介石看得很清楚，一旦将美国卷入，日本的落败只是时间问题，他于是放心释怀了。
同中国一样，俄罗斯也长期面对西方“俄罗斯威胁论”和周边国家的“恐俄症”。俄也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是西方恶意炒作，于是陷入与周边国家和西方的恶性互动中，最终导致乌克兰战争。战争反而坐实了俄罗斯的恶名，使威胁论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俄当然觉得冤枉，但如果它在应对威胁论的方法上更聪明一点的话，也许结局会不同。这对中国有很强的启示意义：问题不是对与错，而是有与无。有了就要设法解决，辩论对错徒劳无益。
第三，虽然美国独自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但发达国家联手，就有可能使中国的崛起脱轨，这个基本认识应该有。中国即使能够争取到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也改变不了这个结果，因为中国崛起急需的是从与发达国家交流中才能得到的先进要素。争取第三世界国家支持成本很高，所得并不是中国急需的。中国须要尽可能保持与发达国家的密切联系。
最后，中国应该就它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有个清晰的交代，这样才有望减少其他国家的不安和恐惧。比如，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军事力量至少在亚洲足以抗衡美国后，自己是当甩手掌柜还是主导世界秩序？抑或满足于地区霸权？是要收割实际利益，还是像历史上那样，天朝大国的优越感就足够了？如何协调与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如何分配角色？如何对待主流的自由民主制度、理念和价值观？是将它们压下去，还是超越？模糊不清会导致各国因怕而联手，防患于未然。
异质文明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新文明理念的传播，也必然会对现有的普世理念形成挑战，并受到后者的打压。新文明理念和制度必须显示出对旧文明的优越性，方能被广泛接受，代表它的大国才能真正崛起。
跳出人性的陷阱
中国正在陷入与西方的长期全面对抗。它的强硬只会调动对方更高的积极性，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来进行与“邪恶”作斗争的“崇高事业”。中国对西方的打压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义正词严，以牙还牙。这种反应最自然、最痛快，也最得民心。但它的效果往往是往对方的大火中浇油，让它更加熊熊燃烧，朝着更无理性的方向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战狼外交的效果。如果双方都陷入“好人坏人”的二元思维，甚至投入了宗教般的狂热，战争可能真的就不可避免了，这就是人性的陷阱。
对付人性的陷阱，最根本的办法是消除对方的恐惧，而消除恐惧的有效办法是消除陌生感。这就要求在“求同”上下大气力，在“存异”上轻描淡写。这绝不是要缴械投降，拥抱西化，而是争取更广泛的认同。这样就不会有广泛的反华阵线了。
美式政治的党争嘈杂声，本来就容易使政客情绪升温，在发烧中失去理性，在对外政策方面更是如此。美国历次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误，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这种拱火的两党体制造成的。近来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失态，反映出它的巨大焦虑和危机感，应当得到中国的同情和安抚——让一个超级大国处于这种状态，对谁都没有好处。
人们有理由预期这次美国会犯同越战、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类似的错误。这里有体制的必然性，也有中美之间误解太深，互信太浅的原因——双方的努力都没有到位。美国的国家利益一定会因此受损，但这次的受害者不再是越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等，而是以往从这些战争中获益颇丰的中国。所以，纵使有无尽的委屈和憋气，也要耐着性子处理好关系；以攻为守也许能打掉对方的傲慢，但要把好度，因为国家利益比宣泄情绪、表达正义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