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倒退则全球发展面临倒退，中美关系动荡则全球动荡。破解困局，已经远不仅是两国之间的课题，也是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共同谋求正确出路的重大课题。
消解中美对抗，实现中美欧发展与治理体系融洽有序，将为全球治理兼容升级，发展借鉴互益，紧张情势弱化，军备减持可控，锚定理性基础。中美欧之间消解人为的体制对立与虚假性防卫对抗，转而相谐发展，对于人类高品质可持续发展将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应成为中国未来政治与外交的努力方向。
1979年1月，邓小平应时任美国总统卡特邀请访美。过后，邓小平呼吁中美欧三方联合（发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原院长俞可平对此评价道：邓小平访美的启示，主要是解放思想和对外开放，没有观念解放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对外交往必须坚持国家利益优先，而不是意识形态优先。
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面对自由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无序与不平等，试图探索另一种人类社会发展体制，即社会主义。但马克思只是作出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推理，并没有也无法在可能的社会机制建构上，作出有效的实践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式，只是一种概念性的假设。
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以马恩描述的社会制度作为自己国家的发展路径，步入实践后，便很快遇到围绕“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发展问题。正因如此，中国社会发展先后提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阶段性理论符号，以摆脱理论（制度）困扰。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认为其学说是能为处于不利发展地位的工人（无产）阶级提供斗争的理论武器，这也是它之所以（仅仅）被称为是“饥饿哲学”的原因。马克思致力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品格值得纪念，但并不等于他已经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既不辨证也不科学
马克思制造了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他完全没有认识到公有制与人的自然生物本性是根本相悖离的。他是19世纪欧洲一个彻头彻尾的极左唯心主义者，且以局部现象代替充分归纳，既不辨证也不科学，却以“唯物主义”面目出现，欺骗或误导了许多向往美好生活，又处在社会探索阶段的善良的人。人类社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将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与民主政治三轮驱动轨道上前进，渐趋完善，而绝不可能是相反的。
中国的国家治理应当在理论与发展实践上更务实地“自我革命”，以牢牢把握未来国家发展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中的主动权。中国不能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盟好，另一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矛盾重重。这不是中国的利好发展之策，更不是民族崛起之取向。
中国唯有实现与美欧市场及社会发展体系之间的良性融通融合，才是可持续发展与安全之道，也将为全球创造可持续和平发展环境。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借鉴全人类整体现代化的普遍性发展规律与途径。
人类正处于全球一体化与多极化激烈搏斗的时代，但全球化将最终从根本上战胜多极化，这是地球居民一体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逻辑。所谓的政治对抗，无法阻止人类文明及生产与消费市场的融合相向。
全球如今大致已形成三大政治板块：美欧及盟友板块、中俄及非洲与拉美板块，以及印度、东南亚与大洋洲等中间（观望）板块。中俄板块将在历经继续深化社会国家治理体系变革之后，达成与美欧社会的发展融通。现存的一些政治现象会是短暂的，譬如朝鲜家族政治，因完全缺乏符合人类基本道义的可持续生命力，将很快被淘汰成为历史陈迹，像今天见到的埃及木乃伊一般干枯于尘土下。
民主政治治理有如显微镜，照见种种社会治理与发展的大小问题，公权腐败与滥用及社会治理漏洞无处藏身，国家肌体内里不同而和，健康、高效运行，能够及时更新制度，国力持续增长，与国际社会携手前行。专制政体治理下，表面平静，内里同而不和，矛盾丛生，危机四伏，国家机器运行左右牵绊，社会秩序扭曲且漏洞百出，在国际社会中孤立无援。
普京挥舞着“去纳粹化与去军事化”旗帜入侵乌克兰，制造全球系统性安全与发展危机，让乌克兰人民血流满地，不论他口号喊得多响，都无法改变作为侵略者的丑恶身份。在反侵略意志与行动面前，俄罗斯的核威胁几乎已毫无“威慑”能力，在全球的能源及武器市场基本丧失。普京甚至已经连一场年度记者会都难以如常举行，因为国际社会已经没什么人对他真正感兴趣。这就是人类的良知！良知并非最终一定被利益所左右，而是人类社会运行不可颠覆的基底法则。
中国明代哲学家及军事家王阳明积极主张“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人们应遵循内心良知，良知会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天理），遵循良知而行是成功之道。但现实中，尤其是在巨大现实利益面前，有的人往往会舍弃（无视）良知（天理）。国家领土主权、和平与发展，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类良知，但普京、金正恩及特朗普等人，却以一己私利而选择知行不一，放弃了人类良知。
战国时期经典著作《列子》中有这么一段话：“桀纣唯重利而轻道，是以亡”。意思是，夏桀与商纣只重利益而不顾道义（良知），所以灭亡。面对这场根本违背国际法的俄侵乌战争，若不以人类基本道义为依据而希望可以“劝和促谈”，自然缺乏足够的逻辑说服力。中国已到了应当审慎处理、正视中俄关系的时候了。
中华文明无论发展到哪一步，都必须汲取各民族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民族的社会治理成果。中国要反对的是西方国家曾经的对华侵略与掠夺行为和政策，而非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及社会治理经验。中国须要强化中华文明自我认知，也要深化对全球文明进化及发展规律的充分认识。中国如果主要依靠人口红利吸引发展伙伴，则非长远之道。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及可持续国际发展关系，必须依靠国家发展体制的内在魅力。惟其如此，中华文明才能自立而立人、自益而益人，绵绵可持续发展与强盛。
美国的错误在于，为了维持全球领导力而行遏制中国发展的政策，甚至不惜采取与中国科技发展脱钩等极端方式，却恰恰正在朝向弱化全球领导力的方向“努力”。美国的遏制政策可能在短期内影响中国发展，但实际上最大的受害者是美国本身，遏制中国不符合人类发展正道。
人类命运与共是双向运行的，一则要坚决反对贸易战、科技脱钩等单边主义逆流，同理也不能自限于全球主流发展与治理趋势之外；相反要快步跟上。这恰是中国应对中美关系大局，由被动而主导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外部发展环境构建之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