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越来越感到，既经历“土插队”，又经历了“洋插队”，最后在西方社会立足扎根的这代人，确实非常值得研究，不仅要重视他们的上山下乡历程，还应该重视其“后知青”奋斗经历和价值观。
在中国留美的老一代学人，俗称“老留”中，把孩子抛在国内，或在美国出生后送回国内又接回来，似乎曾是很常见的现象。笔者在美国没有双方老人帮忙，夫妻协力带孩子，读书期间也见过一边读书一边生育的中国女同学，对这一现象感到费解。
这部分人主要是生于上世纪50年代，由于毛泽东时代的精神底色，彷佛把事业目标和个人成就置于一切之上，端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但老留们的代价常是自己的孩子甚至婚姻，而目标就是出国，特别是到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的特殊情境中，一些有着上山下乡经历的知识青年“老留”，奇特地把毛泽东时代的高度理想主义，和理想主义破灭以后的重生，嫁接在美国这里，用残存的青春继续追梦，以“不惜一切代价去美国”的精神，代替毛时代的政治激情。
但这过程本身也是痛苦的，因为在30多岁，已经有了固定职业，多数是稳定的大学教师工作以后，再出国求学，意味着前途的极大不确定，也意味着他们总想把年幼的孩子甚至新生儿放在国内，或在美国生下孩子后，又送回中国，交给孩子的祖辈抚养，从而制造出一批高学历家庭的跨国“留守儿童”。
在中国，留守儿童主要是因为农民工和在异地工作的人，孩子由于户口限制无法入读当地学校，被迫留在乡村给老人照顾，由此也造成很多情感伤害，以及大量人身残害乃至性侵害案例，以及因为缺少父母督促造成的学业障碍。
以美国较好的条件，儿童本来都可以免费入读公立中小学，也有价格低廉的托儿所，育儿应该不是很大挑战。尽管会占用读博士和做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但和为人父母尽养育职责，以及见证孩子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到经历从就医到托儿所的全过程相比，有孩子却不带的生活，更像是一种逃避。
中国并不是唯一向美国输出留学生的国家，也不会是唯一有做父母的大龄留学生的国家，但中国大陆很多留学生普遍选择把自己孩子暂时抛在国内，在笔者看来，本质上还是一种自私和偷懒的行为。这不仅因为孩子的成长成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个人成就甚至虚荣的那个代价，还因为潜意识认为自己父母有义务“带孙子孙女”，因此不仅孩子在这过程中遭到短暂遗弃和忽略，造成情感缺失，父母也被迫成了要对孙子女的教育和安全负上很大责任的免费保姆。
钱钟书那一代似无此现象
学贯中西的现代学者钱钟书的女儿钱媛教授，1937年生于英国牛津，也是父母在留学期间生下的孩子。以钱钟书不怎么强的日常生活能力，超强的学术投入，夫人杨绛的优越背景，笔者实在想不出他们带孩子的本领会超过下过乡当过知青的“老留”。但从来没有人在任何回忆资料中看到钱钟书和杨绛，以及任何经历战乱，同时带着几个孩子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有过把孩子送给亲属抚养，把新生儿的麻烦全都略过，人为制造分离，等到不麻烦了再“接过来”的做法，反而能看到钱媛回忆自己幸福的童年。
这是因为那一代学人，没有想过要以任何原因暂停自己养育孩子的天职。恰恰是在“革命文化”中，才充斥着把孩子送给“老乡”寄养这类故事。这是“老留”一代学人应该自省的。
然而，在习惯以宏大目标为人生导向的老留一代人那里，似乎既不觉得忽略孩子情感是个大问题，也不觉得自己父母的负担是个大问题，因为一切都应该以自己的成功为中心。
一些女性留美学者都有到后来婚姻破裂成为单身母亲的经历。作为第一代移民和学者，生活本来就比较艰辛，如果又处于离婚单亲状态，尤其是对父母离婚而又分隔在大洋两岸的孩子来说，成长经历确实很难说是完美和健全的。
必须指出，中国的性别文化以及男性也有须要反省的地方。一般来看，男性学者的婚姻相对较为稳定，因为男性学者的妻子通常更容易支持丈夫，并做出一些个人牺牲；而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男性似乎很难委屈自己，全力支持妻子事业的追求和成功。在担任配角、支持妻子事业这一点上，美国的高学历男性确实做得更好。
或许由于独特的经历，老留学者年轻时被动下乡“土插队”，曾经蹉跎岁月，度日如年。人近中年主动出国“洋插队”，长时间放弃育儿责任，把孩子变成留守儿童，又在后来重新磨合，大量女性学者还因为追求出国梦而放弃婚姻。永远有目标，永远在奋斗，但同时过于曲折的经历，充满创伤的内心，似乎也让这一代人在获得成功的同时，把“苦大仇深”，偏执苛刻，强人从己，咄咄逼人，内化为思维特征和行为习惯。在几十年来抛弃责任，背水一战的影响下，老留一代华裔知识分子确实很难形成民国留美时期留洋知识分子的那种平和悠然心态。
笔者和知青一代已经几乎差了一代，在中国时，“知青”属于我父母的小朋友，也算自己长辈。有因为历史原因不幸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的，有受推荐上大学后从文从政的，笔者少年时也见过至今仍混得风生水起的某著名知青作家，但也目睹过终生困居山村没能回城的老知青。到了国外，发现圈内男女大佬还是这一代人。有趣的是，在一部关于这代人的纪录片中，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青年时代受到高度理想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而又充满个人创伤的小说《牛虻》（The Gadfly）的巨大影响。对笔者这代人来说，几乎没有人读过和提过这部书。
笔者越来越感到，既经历“土插队”，又经历了“洋插队”，最后在西方社会立足扎根的这代人，确实非常值得研究，不仅要重视他们的上山下乡历程，还应该重视其“后知青”奋斗经历和价值观。
他们纠结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一方面，不论是毛时代的高度政治理想，还是后来抛夫别子的美国梦，都要求某种牺牲他人和自我牺牲的亢奋的宗教感；但另一方面，从美国梦开始，这代人似乎又缓慢进入“为我”的超级个人主义模式。有的“50后”华裔女教授在同行微信群里既不客观分析，也不主观表达，而是不停转发来源不明、真伪难辨，有关中国大陆的二手负面信息，而且任何人都劝阻不了，大概也属于“后知青”岁月里执拗的“放飞自我”。
几年前，有已经退休的老留学者成为特朗普的积极支持者，有的则公然声称需要其移民政策把来自印度和中国的高科技留学生挡在外面，以便自己的孩子好找工作。这种逻辑大概也是他们进入第二种模式以后的症候群。事实上，寻找终极救赎的心态，也驱使相当多老留成为华人基督徒，而教会的宣讲、读经、讨论，不过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替代性集体精神催眠。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新的自我认同，新的社群纽带，也找到一种更有力的“融入美国社会”的手段，而疯狂支持特朗普的所谓华裔“川粉”，往往也出自这个群体。或许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仍然本能地须要找到一个强者去信赖和崇拜，作为自己的精神支点。
好在时代进步，条件改善，制造“国际留守儿童”的现象在减少，笔者所知的很多年轻学人，要不选择回国团聚，要不就在国外抚养孩子；对教会和对特朗普的兴趣，也远不如老一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