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是老古话了。语出《史记·商君列传第八》。然而，历史从来都是诺诺的“千夫”随处可见，而“谔谔”的一士却千古难觅。
这当然与人性的弱点有关。喜闻颂谀的“诺诺”而厌憎刺耳的“谔谔”，几乎是人类的通病。即便英明一世的伟人，有时也不免有这“糊涂的一时”。何也？可能与听了顺耳的话，人必会分泌出更多快意的多巴胺有关吧。
这更与领导者的开明与否有关。据传中国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写了两首宫体诗，令大臣虞世南续韵唱和。谁知虞世南却道：“圣上这首诗确实作得好，但格式并不文雅规范。圣上喜爱的东西，底下的臣民必然趋之若鹜，甚至会过犹不及，臣担心这首诗一旦传了出去，天下人都会附和与效仿，一旦风行起来，以讹传讹，反而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微臣不敢遵从您的旨意唱和。”太宗听罢只得悻悻然地说，“朕不过是在试探你罢了。”
晋武帝时代也有一位铮臣叫刘毅。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他，“朕可与汉代哪个皇帝相比？”答曰：“与东汉桓、灵二帝庶几近之。”桓、灵都是东汉有名的昏君。刘毅接着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由此说来，还不如桓灵。”晋武帝听后，当然很是气愤，却也无奈，只好自我解嘲地说：“桓灵二帝在世时，听不到这样的话，如今朕却有如此敢于直言的大臣，是朕之幸也。所以，朕与桓灵二帝毕竟是不同的。”
这两个故事都说明，“明主可以理夺”。即便不是“明主”，只要不是过于昏聩的皇帝，还多少讲点道理，并不全以势压人。
一般而言，谔谔的铮士必因之于开明的领导人，而开明领导人的产生又常与开明的时代相关。所以才有历史上著名的汉唐气魄。有人说，只要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公而忘私，就能做到直言无忌。“无私才能无畏”嘛。我不完全赞同这个看法。无私无畏的人有，但毕竟很少。像虞世南、刘毅这样的铮臣，就是放在当今的时代，也不多见。唐太宗说，“君犹器也，民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下之所行，皆上之所好。”所以下面是否敢说话，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上面是否有民主的风范。
当然，仅凭领导者的民主风范，还是很不稳靠的。据说李世民晚年就不如他早期那样贤明，还时不时报复敢于直言的大臣。毛泽东也是这样。延安时期他曾明察秋毫，见微知著。一次雷电，正在开会的延安县长不幸被电击而死。有个农民咒曰，“雷公怎么不劈死毛泽东”，毛闻言后没有大怒，更没有追究农民的“恶攻”罪，而是仔细调查了咒骂背后的原因，发现边区政府令陕北人民缴纳公粮的负担确实太重了。他由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轻人民的负担，赢得老百姓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但后来的1959年，他却不能容忍彭德怀说真话的那封信了，不仅整惨了彭德怀，也酿成整个国家和他个人的悲剧，可不惜哉叹哉！正如唐代名臣魏征所言：“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
由此，可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一、如何避免权力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以及历朝历代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性”现象，并非易事，不仅是世界各国开国领袖的千古难题，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期盼政通人和、行稳致远、长治久安的千古难题。
二、一个时代，如果诺诺之夫愈少，谔谔之士愈多，言论比较自由开放，则该时代就必是一个历史少有的开明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