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主导中日关系的最重要一方。换言之,要让两国关系变好变坏,多好多坏,主要取决于北京的政策取向。不过,随着“中美新冷战”进入深水区,北京对中日关系的左右能力也有所下降。
到访北京的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50年前的9月29日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共同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开启其后新中国与日本迄今半个世纪的外交关系。
无论是基于国家利益还是维护区域和平,50年来中日双方都认识到维持稳定的两国关系极为重要。然而,囿于过去侵华战争的阴影、中日政治体制与社会价值观的迥异,以及受到“旧冷战”与“新冷战”国际格局的影响,50年来的中日关系一直处在跌宕起伏、时好时坏的循环。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变迁特征,有三个不可忽视的转捩点。
一、发生在1989年北京的“六四事件”一举终止了中日自1972年关系正常化以来,难得一见的“蜜月期”。若持续观察日本首相府的民调,当可发现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在1989年之后持续恶化。体制的差异,首次明显地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其后20年,中日之间维持了较长的“政冷经热”状态。其间发生的摩擦以及碰撞的诱因,则是挥之不去的“历史问题”。2005年因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屡屡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两国恢复邦交以来,中国各地首度出现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日本社会的“右倾化”与中国以日本为头号假想敌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主要背景。
二、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度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标志着中日两国的国力正式进入逆转的过渡期。重点是中日两国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双方都存在着心理调适的问题。即“崛起”的中国,还没树立起让世人肃然起敬的“责任大国”的风范,而习惯了“日本第一”(傅高义语)的日本人,也没有做好沦为亚洲“老二”的准备。
在此不安的过渡期,一方面中国外交逐渐远离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路线,倾向秀肌肉以示有所作为;日本则存在愈发严重的“中国威胁论”,并在两国社会各自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领土问题”成为这一时期中日冲突的焦点。2010年钓鱼岛海域发生“中日撞船事件”,两年后更因日本“购岛”及“国有化”而爆发中国自抗战以来最激烈的反日运动,两国关系降到冰点。
三、“中美新冷战”始于2018年,在此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中日关系亦于2019年开始出现明显的恶化,并呈现“持续冰冷”的趋势。除了中美之间冲突的加剧,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以及台海问题等外在因素,都在客观上造成日本社会对中国好感度低迷的现象。
从前述2012年的“中日钓鱼岛大冲突”爆发至今,已整整10年。中方为了减缓美方的打压力度,采取了“分断美日”的战略,并基于此战略思维,断然以2018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日为契机,定调中日关系“重回轨道”,也因此中国游客重新回到日本,双方交流也热络起来。
根据中方的调查,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好感度,已从“不好”的八九成下降到六七成的程度。但日本的调查,则仍维持在对中国“无好感度”八九成高位。
如上所述,中日关系50年来,包括国内因素与国外环境的三个关键时刻,成为左右两国关系变迁的分水岭,也折射出两国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正如“旧冷战”拖延了当年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步骤一样,中美“新冷战”格局,也无可避免地使中国的对外环境日趋恶劣,必然影响到中国与美国阵营成员的关系。日本不啻身在其中,甚至首当其冲。除此之外,近年还有两个外部因素,使中日关系恐怕将更趋疏远。
2020年初冠病疫情暴发后,安倍政府拨出超过4000亿日元协助在中国投资的日企搬回日本或转移到东南亚。疫情期间中国执着的清零政策,则使日本对中国的新投资却步,两国紧密的经贸关系,似乎已出现松动。过去以“经团联”为首的财经界,每当中日关系低迷时,都会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透过改善两国关系以恢复中日紧密的经贸往来,然而如今施压的力度已大不如前。
此外,今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使中国原本已经开始孤立的外交环境进一步恶化。俄罗斯悍然入侵乌克兰,促成欧洲与美国的内部团结,而中国“偏向俄罗斯”的国际形象,不仅使中国与西方之间鸿沟日益扩大,也加深了日本政壇与舆论对中国这个“异质国家”的印象。这些显然都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
基于对过去这些年中日关系变迁的观察,笔者倾向认为,北京是主导中日关系的最重要一方。换言之,要让两国关系变好变坏,多好多坏,主要取决于北京的政策取向。不过,随着“中美新冷战”进入深水区,北京对中日关系的左右能力也有所下降。基于对“崛起”中国的不信任,以及经历了今年8月的“第四次台海危机”后,“台湾有事”成为日本防卫政策的应对重点,东京在安全领域进一步倒向美国,已无可避免。
展望今后可预见时期的中日关系,日本政壇及舆论对中国的“冷”恐怕会持续下去,重点是囿于如此趋势,中方恐怕终究也“热”不起来。不过,基于中方并未完全放弃“分断美日”的战略思维,“既打且拉”会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对日策略的特征,中日关系恐怕会较长时期地维持在“冷而不破”的基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