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一份落款为全州县卫生健康局的《全州县卫生健康局关于唐某某、邓某某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在网上引起热议。这份于2022年7月1日出具的文件显示，20世纪90年代，广西全州县唐某某、邓某某夫妇超生(第七孩)的孩子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 目前全州县卫生健康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等相关人员已被停职检查。
以前听说过岗位调剂、考试调剂、资金调剂，而人都可以“调剂”，并且是才出生的宝宝，网友对此事表示匪夷所思。
才出生的宝宝被“社会调剂”究竟是什么情况？它到底是地方发生的个案，还是反映更严重的问题？
根据媒体的报道，落款为全州县卫生健康局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于7月5日在网络快速传开。文件显示，全州县信访局6月28日将“要求追究高某某等人涉嫌拐卖儿童一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信访事项，转交全州县卫健局办理。
事件中夫妻邓振生和唐月英育有四子三女，被抱走的男孩邓小周在家中排行老七，出生于1989年9月，被抱走时未满一岁。当时乡政府以及计生站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缴交超生罚款，但他们一直未能交齐，所以就把孩子抢走后抵消罚款。
流传的文件显示全州县卫健局在发给邓振生和唐月英的告知书中称，根据20世纪90年代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严峻形势，严格执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对违反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强行超生的子女中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为便于和促进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留存任何记录”，因此“我局对你们提出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
这份文件引起了互联网舆论的轩然大波，网民问：这和拐卖有什么区别？面对舆论，桂林市已经将全州县卫生健康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等相关人员已被停职检查。
中国直到 2016 年才放宽了从 1980 年开始，实施的禁止生育一胎以上的一孩政策。在此期间，官方例行执行计划生育措施，包括罚款，以惩罚非法生育。从全州这次的文件看，因应当地“计划生育工作严峻形势”所采取的“社会调剂”，可能也不止这一个。
在过去的环境中，其实全国各地，都是有这样的事情，小编也是出生在上个世纪所以也深知。这些年，官媒也发布了很多的文章：
《中国青年报》2014年5月曾刊发一篇题为《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的报道，讲述名叫谢先梅的四川省达州市姑娘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谢先梅想方设法通过亲子鉴定找到了父母，通过生母、养父、计生办官员多方的回忆，串起了当年的经历。
在孩子长大找上门秋后算账时候，南外镇计生办原主任李本佑告诉谢先梅：“当年我也是没办法，上面逼得紧。”这个计生办的观点，也是全国各地计生办的执行者的想法真实写照，也就是在把恶分拆成一个个小的单元或动作，那么作恶的每个人，都不觉得自己在做恶，也不会受到内心的谴责。
因为亲生父母交不起罚款，谢先梅被南外镇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上门抱走，后来又被养父谢运才花了200元人民币“抚养费”从计生办抱回家抚养。当你可是1991年，谢运才把家里两头猪都卖了，才拿得出这个在那时候数目不小的费用。谢运才还记得，那一年在达州的乡间，计划生育“风声骤紧”。计生办里还设了专门的房间，那些躲出去生了孩子的妇女要是回家，弄不好就会被计生办的人找去。
在人民网搜索的数据，1991年5月12日，《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发布。《决定》要求，要把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和完成人口计划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
财新《新世纪》杂志2011年5月刊发的封面报道《邵氏“弃儿”》，曾引起巨大轰动。
邵氏“弃儿”的意思，是说在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被当地计生部门强行抢走的婴幼儿。这10多名农民家的孩子被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大多又被送入涉外收养渠道。
财新新闻报道，邵阳市福利院院长证实，仅在2002年到2005年间，隆回县高平镇的民政办、计生办一共送来了13名婴儿。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以得到1000元甚至更高的回报。而在涉外收养渠道中，每收养一名中国孤儿，外国收养家庭通常需要支付3000美元。
按媒体说的，已经形成了一套产业链，就像年初的某县铁链事件一样。
但是针对这个事情，当地政府进行了调查。五个月后，调查结果出炉：不存在买卖婴儿行为。调查组还称，涉事的婴幼儿多数都是弃婴。这与当时记者走访多名村民所得到的说法有很大不同。
多年后，邵氏“弃儿”的真相依然不明不白，但一些在海外抚养家庭长大的孩子已经回到邵阳寻找亲戚。失去双胞胎女儿之一的当地村民曾又东，后来在美国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离开17年的女儿。2019年，家人终于在邵阳一起过了一个春节，而报道中另一名受访者杨理兵，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获知女儿可能是被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家庭收养，但线索到此为止。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规定。自1979年以来，中国逐步实施了最熟悉的“一孩政策”。当时，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势头，普通家庭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后来也把它作为一个基本国策。
在具体实施办法方面，有超生罚款、强制结扎等，由各地计生办负责。而在实际操作中，出于上面的压力或利益驱动，还采取过一些更为残酷的手段。
当你最著名的标语就是：“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该扎不扎，房倒屋塌”、“今天逃避外出，明天财产全无”......这些口号并不只是说说，现实中的确有家庭因为超生问题家破甚至全家死完。
在步入互联网时代后，令所有国人熟悉的估计是“七个月胎儿引产”事件。2012年6月，怀有第二胎的陕西妇女冯建梅因无力缴纳罚款，腹中已经七个月大的女婴被强制引产。这则新闻当时震惊全中国，并被海外媒体广泛报道。
广西全州这回的“社会调剂”超生婴儿的舆论风波，已经让社会开始关注当你计划生育的历史问题。
随着中国人口增长缓慢和老龄化加快，这些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已经不明不白默认消失。为了让年轻人多生娃，在2013年11月，开始实行夫妇其中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俗称“单独二孩”，但是政府发现最终没用；后在2016年1月，可生育二孩的范围扩大到全部家庭，但实施后发现也没用；然后2021年5月，计划生育政策大幅度放宽，允许一个家庭生育三个孩子，即现行的“三孩政策”。
《经济观察报》5日发表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的评论文章，从法治和人伦方面对当地政府提出批评。文章认为，将超生孩子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的做法，其恶劣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对超生户的房子、粮食等财产予以非法处置的限度。将孩子残忍地从父母身边夺走，并像物品一样调剂给他人，不仅挑战了基本的道德人伦，而且已经构成犯罪。无论是做出将超生孩子予以调剂决定的官员还是具体执行人员，都至少构成刑法中的滥用职权罪、拐骗儿童罪甚至是拐卖儿童罪。
《新京报》也发表署名丁慧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即便该事件因为计划生育产生，孩子也不可能凭空消失，总要有个下落。将父母和孩子分开，何等残酷残忍，作为负责这件事项的地方政府部门，更需及时纠错。孩子不是商品，不是可以任人安排的资源，而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调剂”一词挑战了人的常识，也践踏了社会道德底线。在关乎个体生命这件事上，相关部门必须要慎重对待，绝不是一句“统一安排社会调剂”和“无任何记录”就能够草草了之的。
中国著名网红胡锡进也发文表示：计划生育是一场当时认知条件下的人口革命，过程肯定伴随了一些个人和家庭的不情愿乃至痛苦。今天人们离那场人口革命很近，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回溯评价，包括人道主义的喟叹以及因人口迅速老龄化而产生的焦虑。相信对那场人口革命的评价会往后延续很多年、很多代，最终产生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视角。客观说，一些旧的问题成了令人悲伤的现实，未必全能改变得了，但基层官员对那些问题的态度如果不当，往往能够构建人们看那些事情的新视角，具有引爆公众情绪的力量。
今天，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公众对人口和人权的认识与过去大不相同。进行了几十年的基本政策，历史肯定会对此进行一个全面总结，但我们不能忽视每个家庭和个人的痛苦和伤疤。悲剧已经成为事实，但如何面对和做出一些事情呢？毕竟，社会对普通生命和历史的态度，也最终决定在未来我们的社会将拥有一个什么样整体面貌和未来。
计划生育的几十年产生了一些问题，那些执行者的双手之上沾染的都是他人的鲜血。现在疫情之下，被大家形容的“白卫兵”也是，普通人穿上白衣就拥有了掌握他人生命的权利。从历史和当下看，权力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腐化人性，可人性中也有出污泥不染的一面，同样极具感染力，应就是慈悲。希望大家都能记得，自己是个人，别人也是人，永远把人当人看。
永远不要成为作恶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为一些规定，会让人泯灭人性。所谓独立思考，在力所能及之下保有人性，一个人就可以跳出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