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每年3月举行的两会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各种奇怪提案往往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因为这些提案往往反映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外界普遍关注的社会和民生问题，也反映了微观层面各种群体之间的对立，就如近期A股的大跌就也有代表们各种意见的助攻，难得涨2年没吃到肉的就开始唱空。
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和严峻的就业形势，今年几项与就业相关的建议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上周六，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建议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意见在微博上成了热门搜索，引起了广泛讨论，阅读几个亿。
对这个问题，卦哥家财经认为这也是个神人，工厂工人的内卷比写字楼白领更严重，他这就是当代的“何不食肉糜”。再说了，我们生长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明确表明只是分工不同根本没有职业之间的区别，他作为我全国代表居然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出这样的观点，内心看来早变了。
本身各行业生产和发展需要工人，方便的生活也不能与外卖小哥分开。只要年轻人愿意奋斗，只要愿意努力工作，就应该给年轻人的奋斗精神点赞。因此，送外卖和进入工厂都需要鼓励，而不是“厚此薄彼”取缔外卖职业，抬高工厂工人。
就已经有网民反问：“工厂如果提高工资待遇和保障，谁愿意风吹日晒四处奔波？”“工厂把工资开上去，还需要你鼓励？”
现在社会有一些年轻人选择躺平或啃老而不外出工作，如果能吸引这些年轻人奋斗起来，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外卖和工厂都有一些明显的缺点，这方面需要政策指导和鼓励，不断改善就业环境和待遇，可以更好地保护从业者的权益。只要能提高行业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外卖行业就会更有活力，制造业也不会缺少工人。
有网民就说了：“如果孩子不努力学习，就吓唬说从小不努力长大就只能当代表。”还有网民说：“建议代表真正深入群众，实事求是考察一下实际情况再提建议”。
卦哥家财经发现还有一个建议的代表也被吐槽，建议40岁以上中年人返乡建设倦鸟归巢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提出的，他采访时候表达：35岁“职场危机”绝不只是中年人的事，也不只是一个涉及职场公平和公正的问题。他一面肯定40岁的人是人力资源重要组成部分，但一面又建议鼓励这批人离开一二线大城市，返乡建设三四线城市，因为“三四线城市和乡村的节奏显著慢于一二线城市，工作节奏更适合中年人才持续发挥能力优势”。
他还说：“这样一来，有助于为一二线城市减轻压力，同时还可以提高三四线城市发展水平。”大家说这人是不是有智商问题？
网民大白话总结了他的话：对一二线城市来说，40岁中年人可供榨取的价值已经不大，他们后半生的人生舞台，应该挪地儿，去三四线城市和乡村。这对那些曾将青春贡献给一二线城市建设的中年人来说，是一种用之即弃的无情。
有一个网友就评论的好：为什么不先让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分布去三四线城市？
许多网民指出，他们想回家，但他们的家乡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特别是人工智能、IT等行业只有新的城市才有很多工作。
同样思路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细花提出的“大学毕业生从事两至三年乡村志愿服务”，她认为，这不仅可以弥补农村振兴基层治理人才的不足，还可以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年轻人提供难得的成长空间。
黄细花解释说，基层是距离广大人民群众最近的地方，也是各种矛盾最复杂的地方，同时也是年轻干部快速深入了解国情、民情最好的“实践场”。
虽然黄细花的理由听起来很充分，但卦哥家发现还有一些网民质疑，大学生一毕业就下乡，只是缓解就业问题的解决办法。下乡期满后该怎么办？如果你找不到工作，你想留在农村当志愿者很长一段时间吗？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代表成员被质疑甚至嘲笑的根本原因可能是生活在不同阶层，代表们高高在上活在富裕之中，而大部分人需要为油盐酱醋奋斗，随着经济发展代表们已经过度脱离群众。也产生了一个新的理论问题：从发展革命到发展经济，人民代表制是不是不符合国情，需要新的政治理论取代代表制。
受非议的这些提议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一些网民尖锐地指出，对于像张兴海这样的制造业老板来说，他的立场自然是简单而暴力的直接赶回制造业，而不考虑制造业每年可以给年轻人带来什么。根据近年的社会调查，工厂工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基本没有，而送外卖和快递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大局观反而很深。
这个送外卖和进工厂的争议也不是才开始，官媒央视网去年4月曾刊出《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我国制造业怎么办？》的文章，指出近四成新增外卖骑手来自工人，并得出“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素”的结论。
文章引述《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称，中国外卖骑手2018年平均月薪为7750元左右，在杭州等外卖需求大的城市，骑手平均薪资能达到9121元。
根据卦哥家查询统计局数据，2019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万零494元，即月薪5800元左右，远远不及快递外卖群体。
《北京青年报》在今天发表的署名评论文章中认为，制造业和快递、外卖等新业态之间的变化各有缘由，但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文章说，去年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有四成曾是产业工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疫情突起，制造业受到很大影响，而快递、外卖因助力疫情防控有较大发展，因此出现“此消彼长”。这是特定条件下的情况，不能由此得出外卖、快递业从制造业大量“抢人”的结论。
无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年轻人涌向外卖和快递业都是不争的事实，仅仅依靠建议和鼓励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够的。
《中国青年报》周一（7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说，张兴海提出的这个问题值得重视，但要解决不能简单动用政策和舆论工具，把人从新兴行业“赶”回制造业，而应该主动促进制造业改变人才使用方式，通过内部变革加强本行业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
文章还说，制造业需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工人尤其是低门槛普工的“人设”，让潜在从业者看到：进工厂也能有长远发展，也能创造美好未来。若产业工人还能得到更好的劳动保障，更多的自由空间，自然就不会输给“送外卖”的职业选择。
《工人日报》同天也发文说，薪资待遇的提高、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动保障的完善、成才空间的拓展，都是能够有效提升制造业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只有当年轻人感到进工厂当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是一件挺体面的事，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制造业的缺工问题。
最近“饿了么”最新发布的《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去年有1877名骑士晋升为站长、队长。45%骑士将“晋升为站长、配送经理”作为自己下一步的发展目标，逐渐打通职业晋升通道，也成为年轻人选择骑手的一大原因。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是否可以提供相同的成长空间和路径，却需要打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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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那个对于“35岁危机”以及胡卫提出的“倦鸟归巢”人才回流计划，正如群众说的那样，如果三四线城市的资源和建设与一二线城市差距没有那么大，相信归巢的人比比皆是。
尽管上述提案的可行性存在争议，但其网络热度表明，今年中国就业形势严峻。
今年中国大专院校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2022年就业形势可能不容乐观。一是今年预计大学毕业生人数增量远超过去年以及此前十年的均值。二是叠加了新的经济下行压力，因而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压力较大。
发改委等八个部门今年2月联合发文，要求做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尽力在今年为大学毕业生提供200万个优质职缺，并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上海、浙江等地也相继出台新规，保障灵活就业者权益。其中浙江上月提到“大学生创业可贷款10万到50万，创业失败贷款10万以下由政府代偿，10万以上的部分由政府代偿80%”，导致不少网民去了解，最后浙江人社厅专门作出解释，称代偿后原则上要予以追偿，才算平息。
还有在上月时候，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与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人瑞人才联合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引发舆论热议。报告提到“中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被中国官媒解读为“线上工作受到年轻人追捧”，“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蓬勃发展，孕育出丰富的就业方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网民们对官媒称赞的灵活就业并不买账，并嘲笑“把失业打零工说的这么清新脱俗”。然而，从这份报告中，卦哥家再次看到，更多的年轻人选择送外卖等灵活就业工作，这确实是中国就业形式的现状。
一方面，官方把这种形式变成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另一方面，他们担心年轻人远离传统行业，这种里外紧张和担心的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就业市场是动态发展的，灵活就业还是传统就业，35岁是危机还是奋斗之年不是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说啥就是啥。结合实际情况，对症下药的政策取向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员工最终会用脚投票。
现在全球通胀严重，从表面上看通货膨胀在中国似乎没有构成威胁，但居民消费企业采购实际上抱怨了很多。特别是中小企业，除了面对生产端巨大的成本压力外，过去一两年的疫情冲击和较低的成本转移能力使运营更加恶化，掀起了破产浪潮。在面对近期的A股大跌，卦哥家财经预判会导致大量企业减少投入研发和扩产，A股继续跌的话很快会出现新一轮大裁员和企业倒闭，这更对今年的就业造成威胁。
根据数据看，去年倒闭了400万家公司，每月40万家的企业倒闭，特别江苏、河南、珠三角最多，是2019年的2倍。
接下来还有2天，代表们的提案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大局，就看今年的经济走势了。在这里卦哥家还是建议，不懂经济的代表以后就少发表关于经济的建议了，中央都在明确表示地方政府负责人要懂经济，顾经济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