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9岁的张云彬（化名）曾经是互联网大厂的“北漂”一员，在经历了两年“心累”的工作后，于2020年毅然结束北漂生活，回到老家考上了公务员。
谈起当初的选择，张云说，高薪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同时他也希望能在一线城市生活。
但张云彬渐渐发现，公司的运作模式和内卷文化（过度竞争）让他缺乏成就感，而一线城市遥不可及的房价也让他没有归属感，最终他决定“逃离”大厂进入体制。
统计显示，在经过了短暂的沉寂后，中国“国考”报名人数近两年明显增加。2022年“国考”总报名人数突破202万，创下历史新高。
调查：
近三成人更倾向国企
去年3月智联招聘的一项调查还显示，经历了疫情考验后，求职者求稳心态凸显，有近一半人认为“比起高薪更注重稳定”，还有近三成人“更倾向国企、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工作”。
张云彬说，自己踩到了对的时间点，赶在互联网行业的高光时刻进场，又在“考公”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炙手可热时顺利转轨。他在电话那头带着笑声说：“我很庆幸自己作出这样的选择”。
和张云彬相反，从东南地区一所211大学的信息工程系毕业不久的西安小伙庄信亮（化名）则对互联网大厂充满向往。
要走出体制进入大厂
在成都一家有国企背景的公司工作的庄信亮接受采访时认为，年轻人要走出体制，进入大厂，才能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职业发展。
对于阿里、字节、快手等头部企业去年开始传出大规模裁员的消息，庄信亮坚信，这对整体行业来说是件好事，“就像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才是真的适合这个领域的”。
来自中部省会城市的刘伯宜（化名）毕业于英国格拉斯高大学市场管理专业，出身公务员家庭的她自认为个性不适合体制内，跟随男友选择了互联网行业，但即将走入婚姻的刘伯宜现在却开始动摇。
刘伯宜接受采访时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和生活重心的转移，她不排除考虑体制内工作，但考公务员的条件也很严格，对于户口有一定要求，想扎根一线城市还得从长计议。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王砚波接受采访时认为，从私企来看，互联网仍是最吸引年轻人的几大行业之一。
他分析说，今天的互联网概念更多是与数字经济挂钩，这个领域还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不过和现在的单一编程不同，今后这类人才的需求或许会更看重软件和硬件相结合，像网络安全这类人才或更受欢迎。
互联网增长方式改变
王砚波还认为，互联网行业2018年开始为顺应行业发展需求优化架构，中国官方2019年又加大了监管力度，这使得裁员潮一波接一波，但这并不意味互联网在收缩，只是增长方式改变。
王砚波说，过去互联网增长靠的是新业务开疆拓土，现在是要在存量的基础上，把配置做得更好。
中关村创新研修学院研究员孟羽也认为，互联网行业不是萎缩，而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中有横向和纵深的扩展。
她说互联网已经深度嵌入中国经济和社会，其内涵也发生了极大转变，成为各行各业中以IT为核心业务的企业和部门的总和。
在孟羽看来，互联网行业人士向其他行业包括体制内流动，能加速行业之间的相互整合，从更高层面更大范围来看并非坏事。
对于这一点，王砚波提出了相反看法，他认为年轻人的天平从私企向体制内倾斜，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人才浪费.“不是说优秀的人进入体制就无法作出优秀的成果，但如果把这些人放到外部竞争环境，他们是不是做得更好？答案是一定的。”
“35岁危机”被舆论“妖魔化”
“35岁危机”一度是互联网人士的“紧箍咒”。脉脉去年发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显示，19家互联网头部企业的人才平均年龄为29.6岁。其中字节跳动和拼多多的人才平均年龄仅为27岁，反映出互联网行业对年轻人的青睐。
在一家头部企业带领一个百人团队负责技术研发的沈庭（化名）刚迈入不惑之年，他坦言自己没有经历过“35岁危机”，认为这主要是看个人是否想创造价值，对自己的能力是否负责。
已经举家扎根北京的沈庭说：“如果你一直对事物保持好奇，像现在人工智能、元宇宙这些概念，你还能知道它的底层逻辑和涵义，看到一些机会，其实就没有35岁的坎儿。反之，可能你年年都是‘35’”。
刘伯宜也说，与其说公司没有给35岁以上的人机会，不如问有多少人到了那个年纪依然可以维持互联网行业要求的工作状态。
她举例说，“像深夜2点现场监督改代码，早上6点发消息……如果四五十岁还能保持这个工作状态，公司对这样的人是求之不得的”。
对于近两年互联网的996、内卷、35岁危机、裁员潮等热门话题，刘伯宜认为，有被舆论“妖魔化”之嫌。
她说，这一方面是政策导向，媒体对这一块格外关注；另一方面，一些被淘汰的员工有很多发声途径，他们会通过内部论坛或是脉脉、微博这类社交媒体发泄不满，而带着阿里、腾讯这样的大厂头衔往往最吸引眼球，它们的负面评价看起来就特别多。
“一些极端化事件如马云的‘996是福报’、‘网易互娱辞退白血病员工’、‘快手卫生间计时器’经过持续发酵最后就变成了对整个行业的负面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