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孤》电影原型、24年骑行50万公里寻子的郭刚堂终于找到了儿子。生活比电影更富有戏剧性，电影都不敢给出的圆满大结局，在生活中奇迹般地实现了。不过，生活也很复杂。找到了儿子，对于郭刚堂，他的儿子，以及当年买孩子的养父养母，却是另一段漫长而纠结的人生的开始，对他们而言，都不会那么容易。
对公众而言，这是社交媒体上又一场争论、撕裂的新话题。很多人对郭刚堂的儿子选择和“养父母”继续生活在一起而郭刚堂表示“就当是多一门亲戚”不满意，认为公安机关应该追究养父养母的“收买被拐卖儿童罪”。
郭刚堂儿子的选择其实非常正常，那是24年养育之情的必然结果。而郭刚堂选择不追究，是岁月积淀的人生阅历与智慧告诉他的最好选择，这里面，既有宽恕与包容，也有无奈。
但对公安机关来说，是否追究，则是纯粹的法律逻辑推导。
首先，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其中提出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郭刚堂的儿子被拐卖发生在1997年，不存在法不溯及既往的问题。
《刑法》还有追诉时效：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20年。但是，追诉是指没发现、没报警的情况，一旦报警就不存在追述时效问题。郭刚堂当时是报了警的。所以，理论上，养父母承担刑责是没有问题的。既然没有问题，又属于公诉案件，那么，对于公安机关而言，就是依法执行的问题，这与公众情绪如何没有关系。
社会情绪对法治的影响一直很大，“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话语在法治史上屡见不鲜。很多时候，社会情感成为更严苛立法的推动力，而在另一些时候，社会的宽容之心又会阻碍执法。刑罚的作用就是威慑，它既不该用来满足公众的复仇之心，也不该用来满足公众的宽容之心，刑罚有着自身的目的与原则。
从刑罚的功能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目的。第一是改造论，刑罚可以使犯罪人改造，悔过自新，避免再次犯罪。
第二是报应论。犯罪分子接受刑罚，亲身承受犯罪带来的恶果，作为他犯罪行为的一种报应。报应论包含着代人复仇的意味。现代社会不允许私人复仇，刑罚就代为复仇，满足家属的复仇心理，这也称为刑罚的安抚功能、报复感情平息机能。
第三个目的是预防论。这个学说认为，刑罚是为了对将来犯罪的预防。一是对具体的犯罪分子形成威慑，避免今后再犯。另一个则是向社会传达价值观，给公众以心理上的警示，预防未犯罪的人走上犯罪道路。这就是“威慑其他人要引以为戒”的逻辑机制。
在这个案例中，养父养母不会再犯，对个人威慑的意义不大，甚至改造的意义也不大了。但是，刑罚的报应功能仍存合理空间。显然，养父养母当年买这个孩子时，有着明显的残忍恶意，他们知道这个孩子后面一定有一个家庭一生的悲痛。他们对孩子的善不足以弥补这种恶，当年的恶意恶行应该付出代价。
报应的另一面，是安抚家属、平息感情的功能。郭父承受了24年的失子之痛，而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也无法再寻回一个正常家庭情感之下的儿子。这段感情、这段艰辛，需要法律去抚平。
更重要的是，法律应作为不作为，就会向社会传达“只要躲过法律的时间足够久，买孩子就不用负责”的错误观念，极大损害刑罚的威慑犯罪功能。法律的慈悲应该放在法条之后。因为法条的严格逻辑中，隐含着更大的社会功能与更高层次的慈悲，不可为一桩个案就损害法律的尊严，造成威慑功能的下降，导致新的悲剧发生。
回到个案，法律的严格与郭父的宽恕可以并行不悖。郭父可以宽恕，但法律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一定要为他讨回他应有的公道。道歉与真相还没来到，原谅不必迫不及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