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最坏的情况出现（比如禁止中资国有银行使用美元），人民币及其配套的基础设施能否发挥国际货币的全部功能，保障中国经济的有效运转。这背后关系到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中期和长期目标问题。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6月25日报道，联邦众议员安·瓦格纳（Ann Wagner）表示，因中国共产党试图隐瞒冠病病毒起源，她试图发起一项旨在补偿美国人的立法议案，对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并冻结中共在美国的资产。
虽然这份议案在国会讨论时被民主党否决，但瓦格纳在该议案中提到的具体措施值得格外关注，其中包括冻结中共在美国的必要资产，以便与中共达成双边赔偿协议；禁止美国储蓄基金在中国投资；取消中国获得世界银行开发贷款的资格；取消中国在世贸组织“发展中国家”地位等。
随着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是否会对华采取金融制裁，早已成为热门话题，美国国内显然尚未达成共识。今年1月初，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PIIE）发布政策报告，题目为《对美国对华金融制裁升起警示旗》，提醒拜登政府应谨慎对华采取新的金融制裁措施。半年时间不到，美国就有众议员试图发起立法，对华进行新的金融制裁，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对华鹰派正“蠢蠢欲动”。
事实上，美国早就开始对中国企业和个人采取影响有限的金融制裁，例如在新疆、香港、伊朗等问题上。未来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何时制裁对象的范围会进一步扩大、金融制裁的内容会出现什么新变化等等。与之直接相关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应对，首当其冲的压力便落在人民币身上。
一旦最坏的情况出现（比如禁止中资国有银行使用美元），人民币及其配套的基础设施能否发挥国际货币的全部功能，保障中国经济的有效运转。这背后关系到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中期和长期目标问题。
对华金融制裁的实践及预测
根据PIIE自己的说法，数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利用经济制裁施压外部对手，这种做法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加剧。以往美国主要采取贸易制裁为主，近年来针对伊朗和俄罗斯则更多采取金融制裁为主。金融制裁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冻结制裁企业或个人在美资产、禁止向制裁对象提供援助、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停止向其发放贷款、禁止美国金融企业与之交易等等。美国金融制裁的方式主要通过“特别指定国民和被禁人员清单”（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简称“SDN清单”）。
近期SDN清单上涉及中国和香港的制裁对象总数位列第七和第十。其中，被制裁的中资金融机构典型案例是昆仑银行，被制裁的原因是其向伊朗多家被制裁的银行，提供重大金融服务或促成重大交易。国内外已有多篇文章分析，在此不赘述细节。被制裁的个人中比较典型的案例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她被制裁是依据2020年8月7日出台的美国第13936号行政令，对参与制定《香港国安法》的相关人员实施制裁。林郑月娥随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她作为香港特首，却没有银行能向她提供服务，政府发工资只能用现金，她购物也只能用现金。今年6月5日，林郑月娥在会见媒体时再次表示，她预测自己一辈子会被美国制裁，因为根据美国制裁伊朗官员的经验，被制裁人士即使日后不在位，仍将继续被制裁。
美国强大的金融实力、美元作为主导国际货币的霸权地位、其它国家与美国之间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是美国金融货币权力的来源。要想免于被制裁，简单点说有三个选择，一是乖乖听美国的话，二是尽量与美国实现金融和货币脱钩（俄罗斯、伊朗已经在这么做），三是使自身金融货币实力强大到能与美国和美元抗衡，如同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基本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一样。
未来美国有多大可能性对华实施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的金融制裁呢？笔者认为可能性不低，概率超过五成，可以借用“天、地、人”三个维度来分析。“天”代表大的机遇和趋势，冠病疫情等因素导致世界总体上从“合”走向“分”，中国经济由两头在外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似乎也是顺应这种大趋势做出的调整。当中国成为美国头号的竞争对手和主要威胁，美国按惯例会像对待其他对手一样，对中国慢慢予以孤立，即所谓的“脱钩”，金融货币脱钩可能是最后一步杀棋。
“地”代表地缘政治及其他具体事件，台湾、香港、新疆、南中国海、疫情溯源等等，这些都是潜在可供美国利用的制裁理由。PIIE的报告说得很清楚：“应避免在没有对美国利益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潜在后果进行全面分析和掌握的情况下，将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和其他实体列入SDN清单”。目前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30家银行中，有四家中资银行（中、农、工、建）。猜想那句话没有说的后半句是，“如果有必要，先全面分析和掌握潜在后果，要想把中国那四家重要的中资银行加入清单，其实也可以加”。
“人”代表的是美国的领导人，一旦再次出现像特朗普那种不确定性较高的“政治素人”掌权，黑天鹅事件将频发。特朗普的风格是“只要你比我损失大，那就算我赢”，难保拜登之后的美国总统不会效仿特朗普，像贸易战一样，对华发起金融货币战。
人民币国际化中长期目标
中国该如何应对？当然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但是事实上，中国官方从来没有给人民币国际化设置过具体的发展目标，美国货币政治学者本杰明·科恩认为，这是中国缺乏清晰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表现。到底要不要设置目标？什么样的目标才是具有可行性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学者进行分析、讨论和预测。
中国银行前副行长王永利在2021年初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目标是国际清算份额20%以上、储备份额30%上下；10年目标是到2029年（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个10年）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应该超过10%，与2016年人民币正式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被赋予的权重10.92%相吻合。
中国学者张明、王喆认为，只要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金融市场继续增强广度、深度与流动性，中国能够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到2030年至2035年，人民币有望在支付货币、交易货币、储备货币等维度全面赶超英镑与日元，成为仅次于美元与欧元的第三大国际货币。结合以上观点可以发现两点共识，一是2029年－2030年是一个关键时点，二是届时人民币几乎能够超越英镑和日元。但是，笔者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在中美进入全面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
首先，中美从竞争发展到对抗的速度，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速度。如果竞争的态势超过对抗的态势，则人民币国际化将继续缓慢发展，即维持当前的增速（预测人民币超过英镑、日元至少要到2039年－2040年）；如果对抗的态势成为主导，则人民币国际化将加速发展（预测可能早于2029年先超过英镑或日元其中之一）。
在中美关系滑向对抗的背景下，今年3月27日，中国和伊朗签署为期25年的协议。据国际媒体透露的消息，此次协议将允许中国通过人民币购买伊朗的石油。利用人民币为石油定价并结算，对于美元一直以来在石油交易中的垄断地位将形成直接冲击。一旦美国对中国发起范围较广、程度较强的金融制裁，人民币国际化必然提速。
其次，中美之间的金融及货币层面的相互依赖，才是中美关系最大的“稳定器”。一旦美国动用金融权力（切断融资渠道）、货币权力（禁止中国使用美元）制裁、打压中国，中国必将予以反击，大幅抛售美元资产、禁止在对外贸易中使用美元等是大概率事件，美国将损失美元最大的用户，美元的国际份额势必大幅下降，人民币的份额提高也就“水到渠成”。
但是，关键问题在于，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是否符合中国国内政治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核心关切在国内，目的是要确保国内金融稳定、人民币汇率稳定，产生结果是严格资本管制加巨额外汇（美元）储备。美国的核心关切在国际，目的是确保资本能够全球流通且主要使用美元，产生的结果是全球金融不稳定加巨额债务。只要这种局面不改变，人民币和美元的地位就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另外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哪项指标更能反映国际货币的实力和地位，是储备货币、计价货币还是结算货币？学界对这一问题始终存在争议，基本共识是这三项指标都很重要，如果一定要选最重要的，大部分观点认为是储备货币地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30日最新数据，今年第一季度，美元在向其报告的外汇储备中占比，从上一季度的58.9%小幅升至59.5%，总额约为6.99万亿美元。人民币占比从上一季度的2.2%升至2.4%，总额约为2870亿美元。
如果将时间尺度拉长，美元在全球储备占比的峰值为2001年第二季度的72.7%，随后一路下降，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欧元的出现。欧元一度被认为是能够挑战美元地位的国际货币，自1999年正式流通使用，欧元在全球外储占比于2009年达到28%的最高水平，今年第一季度降至20.6%。
这也意味着在储备货币的美欧竞赛中欧元失败了，欧洲没有从中、日等储备大国中所持有的美元份额抢过来。从人民币的角度看，国际化了12年，抢到2.4%的份额，看上去有点令人失望，但是如果加上一个条件：中国是在实施严格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使人民币“国际化”了，这确实是一个创新和奇迹。但是，长期而言，如果要达到30%的储备份额，恐怕就必须解决资本管制的问题。
话说回来，人民币国际化现有的水平是符合过往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但是，现在外部环境变了，美国“摩拳擦掌”等着对华实施金融制裁了，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到了加速发展的时机，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