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建党100周年的大庆，今年的另一个纪念日——苏共亡党30周年，对中共更有现实意义。中共是否摆脱了苏共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超越了从苏联继承过来的旧体制。在新冷战风起云涌之时，审视一下很有必要。
新冷战的前景，是中西双方对中国崛起性质的认知上的强烈反差造成的。中共认为40余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不仅造福国民，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和平、机遇和正能量。西方看到的则是苏联还魂、红祸再起。近年中国在国际民调中负面指数大幅度上升、国际环境急剧恶化，就是这种认知反差的表现。
西方是不是杞人忧天？这要看中共的改革开放是否根除了旧制度的六大痼疾。对它们解决程度和前景的判断，除了根据现状外，也必须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是原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而且在“不忘初心”下，正上升为决定中国未来的重要力量。
体制僵化的问题
它导致了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全面落后于西方国家，使计划经济名誉扫地。这个问题在中国解决得比较彻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比计划经济有活力、竞争力、创新力和持续性。但近来意识形态的回归给中国的私企老板造成很大的压力，他们本能地感到共产党迟早要消灭私有制。“做大做强国有经济”也可能导致计划的回归。
但在“初级阶段”，只要私有企业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执政党就会继续鼓励和“引导”它们。在大数据、即时信息和高智能化的时代，计划经济未必重蹈覆辙，有可能真正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势。削足适履的教条社会主义不大可能再次主导。
对外扩张的问题
这是西方和周边国家最关心的。中共从毛时代就不断宣称“永不称霸，永不做超级大国”，但国外似乎不买账。除了“强则必霸”的历史经验外，马克思主义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认为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前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共都有支持“世界革命”的行动。对外扩张是“共党国家”的本性，在国外几乎是一个共识。
中国在历史上没有对外扩张的传统，但这个传统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和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的；农田就是国土边界，统治者缺乏对外扩张的动机。将来中国是否对外扩张，一要看文化传统还是马列主义占主导地位；二要看即使马列主义占上风，国际上的力量对比是否有利。西方应对中共的战略，是极力阻止或延缓力量对比朝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转换。
权力监督制约问题
这里至少有三个次级问题：个人专断、特权阶层和信息失真的问题。
70年代末，文革劫后复出的中共高官非常关注个人专断现象。彭真利用人大委员长的身份大力推进法制，邓小平则强调制度化的制约。毛泽东是“人民领袖”，但他治下却发生了60年代的大饥荒和文革中无数家庭、个人和一代青年失学的悲剧。邓小平讲：“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个人专断不仅仅发生在最高层，各级各地各单位都有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近些年来习近平在制度建设上下了很大功夫，各项制度和规则日臻完备。然而人们看到，在最高层各种权力——军权、警权、司法权、财权、人事权、话语权等等，很容易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看不到任何有效的制衡。
这些年个人崇拜不时兴风作浪，“两会”过去颇有大鸣大放的气氛，现在变得有些噤若寒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
干部特权阶层化在前苏联已成常态，在中国这个趋势始终存在，比如高官特供至今仍时见报道。一党统治下官僚共同的身份、价值取向、官场文化和仕途台阶，使他们有自然形成一个阶层的倾向，从下面没有任何力量能打破之，制约只能来自上峰。腐败在前苏联都与特权相联系，在中国则同市场经济起反应，表现为钱权交易。权贵资本主义、垄断寡头、白手套等都是权力的新运用。
治理体系中信息流失真造成决策失误，是集权体制的通病。假话、空话、大话，报喜不报忧，形式主义等都有制度根源。信息失真造成了大跃进那样的特大灾难。今天信息渠道多样化了，报喜不报忧不那么容易了，但当局对信息和思想的控制力度也在不断增强，加之议政平台不足，智囊处于对权力的依附状态，庞大的宣传机器也放出不同程度的噪音，这些都有决策失误的隐患。
“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
这在民主国家表现为普选、人权、自由和法治等核心价值和制度。他们对此非常执着，不断借此攻击中共。在他们看来，侵犯人权自由的理论基础和制度条件在中国都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将人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等等。因此，侵犯人权不是罪恶，而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必由之路。
在中共则是一个“人民性”问题，似乎简单得多，但也复杂得多，因为牵涉到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与普世价值不兼容，民选政府也与先锋党的理念格格不入。因此，“人民性”主要靠共产党人恪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象是有选择性的，而且制度基础薄弱。
然而，中共得到多数民众的拥护也是事实，近些年来中外各种民调都显示了这一点。但是，“人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领袖。勃列日涅夫式的守成领导人，会大大降低自上而下的压力，使庞大的官僚阶层转入其自然状态，即为自己谋利益而置人民于不顾，甚至剥削和压迫人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官僚机构的常态。
正因为不满这个常态回归，毛泽东才提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用不断运动的方式来恢复政权的人民性。这方面习近平像毛泽东，但很难保证习之后的领导人不会勃列日涅夫化。
树人的问题
西方归结为“人权问题”，是过度简单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财富，是有人格、有底线、有理性、有担当的公民。有了这样的公民，国家的稳定和社会进步就有了基础，人性中的恶就难发散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都冠以“人民”二字，但这个闪光的名词掩盖了人性中的恶。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主要责任不在毛泽东，而在对人性的误判。20世纪的大屠杀、种族清洗和战争都是打着正义和理想主义旗帜进行的；群体行为的盲目、愚蠢、血腥和非理性，学术界早有定论。
无视人性中的恶，听任其借群众运动发泄，造成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学生殴打老师，子女揭发父母，大批栋梁泰斗自杀或被毒打致死，老革命没有战死沙场却倒在批斗会上；告密、倾轧、落井下石、投机钻营、道德底线沦丧等等，这些毛泽东既没有料到也无法控制，酿成了十年浩劫和大面积创伤。法西斯是群众运动催起来的，民粹主义在美国这个民主大本营造就一个大独裁者，也不是没有可能。
西方社会有造就公民的多重机制：自由主义价值观体系、公民社会、宗教信仰、法治保护下的人权、民权和自由等等。中国过去乡绅和家族管理下的基层社会有一定自主性，儒释道的思想体系都比较支持“退而独善其身，进而兼济天下”的人生哲学。大革命荡涤了这个基础，造成了个人直面强势政府的状况。祖上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空间不再，顺从和投机取代了道德信念下的自主行为。
警察国家问题
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无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警察国家。这个问题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以及前民国政府中比较突出。在中国，毛泽东的人民性和对官僚机构的天生反感，使他远离警察国家。共产党不像国民党那样到处搞暗杀，也没有建立明朝锦衣卫那样的特务机构。但现在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对官僚机构有利，再加上大量维稳经费和技术手段的日益发达，中国向警察国家演进不是没有可能。
以上六大痼疾在改革开放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都没有根除。如果只是将它们相加，不考虑改革后中国制度的优点，得到的就是一幅黑暗、邪恶的素描，西方国家正是如此得出中国威胁论的。而只看到这个制度的优点，无视它的弊病，就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双方都是瞎子摸象，会导致误判和不必要的对抗。
但是，近些年来向正统的回归使它们的危害可能不断上升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守成有余，创新不足，在盲目的“初心”下，不自觉地保留或恢复了旧制度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