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卷六十八《商君传》是“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最早的出处，苏轼也曾在《讲田友直字序》使用类似的“千夫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大意都是众多唯唯诺诺的人，不如一名诤谏之士的正直言论可贵。
台湾社会目前面临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原本以为是政府的超前部署让我们享有一年多不被隔离的自由，但瞬间这项奢侈不再。老百姓顿时发现我们防疫中心的慢半拍反应，不仅没有做到普筛及採购足够的疫苗，同时还不断地甩锅，也未向造成疫情扩散，诚挚地向老百姓道歉。透过社群网络的大内宣及早已失去监督功能、失职媒体的配合，我们看到的是执政党的立法委员，竟然没有一个愿意支持对包括公开“三加十一”会议纪录在内的八大提案，而是选择进行全面封杀。当然，台湾社会仍然不乏谴责执政团队的声音，但很容易被扭曲抹红，而失去了暮鼓晨钟的作用。
台湾谔谔之士的或缺，当然有其原因。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或许是过去威权时代缺乏言论自由或是参加选举的机会，因此一旦开放，就出现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现象。许多关心政治发展者，透过各项公共的言论空间，表达他们的看法及建议，其中不乏想要从政者，因此其言论就有可能仅是回应某一政党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而不再客观中立。换句话说，过去威权时代，那些在体制外关心民主发展或对政策实施进行批判者，许多被视为公正人士。在参政机会开放后，他们因怀有政治企图心，发言或论述经常是配合政党的特定立场，而不再客观。换句话说，社会公正人士在台湾的民主时代，已成为濒临绝种的动物。
部分拥有专业的知识分子，因怀有理想，看似客观公正，而被政党招手，进入行政部门或成为民意代表。然而他们从政后，往往发言前后矛盾。由于放弃先前对相关议题的立场或坚持，因此他们已不再受到信任。由于其中有不少是学者或具有社运背景，因此民众还会对他们有所期待，但却发现他们从政后，早已没有理想可言，遑论知识分子的风骨。对这类的民意代表或政府官员来说，在新冠疫情肆虐台湾之际的发言或是投票行为，还真是令人感到失望与愤怒。
威权时代的台湾，被视为一言堂，媒体虽然偶而还能够反映民意，但对政府的监督有限。民主时代的台湾，我们享有的新闻及言论自由，确实让社会更有能力监督政府。不过，在意识形态和政党势力逐渐渗透到媒体后，它们不仅没有扮演好监督的角色，甚至成为政府或政党的代言人。小市民原先还可以透过社群媒体表达意见，对政府政策形成压力，但也因为网军的出现，让这个平台变质。
在许多学者及媒体人都成为诺诺者之际，我们若期待靠一位谔谔之士就能改变这个现象，基本上就是缘木求鱼、不切实际。今日唯一让掌权者谦卑的仅有选票和民调而已，同时这些意见的表达不能单单来自各党的基本盘，而必须有成千上万的独立选民（台湾已经没有多少无政党倾向的中间选民，这裡指的是能够独立思考、不因有意识形态而无法做自主判断的选民）站出来，表达他们的看法，才能使执政者不至于一意孤行，让那些前后矛盾、自失立场的官员及民意代表若还有基本的道德感和羞耻心，能够看到一般百姓的需要。千人之诺诺，有待万人之谔谔，方能改变台湾目前的困境。
